如今,准备考硕士或者博士的学生在仔细考虑选择学校、专业时,更加注重选择导师。对这些考生来说,选择有职务导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会给自己就业带来有利影响、更能参与级别更高的科研项目,至于导师是否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成就,似乎已被看成第二因素。
学生愿选“官”导师
选个好专业,不如选个好导师;选个好导师,不如导师是领导。时下,考研选导师,这样的观念正在考生中弥漫开来。
“找工作,导师的牌子和人脉都很重要。”北京某著名高校博士毕业的小王说起找工作的经历,感慨颇深。小王的导师不是大牌教授,不过,因为是某研究会的会长,也有一些社会关系。
由于所学专业偏冷,在小王找工作时,导师通过关系找到了北京另一所高校的校长,想让小王到该校任教。不巧的是,原本敲定的事情,因为这位校长调任而告吹。没办法,小王的导师继续“奋战”,找到了某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再加上小王在应聘考试中成绩考了第一,总算在该部委安顿下来。“现在博士都不稀罕了,关键还是要导师有路子。”
而在北京某高校读博的小李看来,选择有行政职务的导师,除了关系广外,这些导师还能够拿到更多的课题。这样的导师既可以为学生介绍更多的工作,也有更多的资金来招学生干活儿,对于资助学生,更不在话下。小李的同学跟着导师做了几个不同基金资助的项目,在论文答辩介绍自己时提起这些项目,“别人看了都觉得特牛,实际上都是导师的子课题”。
小李还表示:“有职务的导师,官越大越没有精力和时间来细心管理学生,在学术上要求较松,学生毕业相对容易得多。”
今年准备考博的小刘则坦承,要报考有行政职务的导师。他表示,一位师姐的导师是副校长,在去一所待遇很好的国有企业应聘时,与高水平的竞争对手同台竞争,经过几轮考试,最后在10个人中选定了她一人。原因是“想通过师姐来接触导师开展合作”。
而在导师看来,有行政职务的导师一般会带更多的学生。“他们一方面不太发愁学生毕业,一方面也想积累更多的资源。”山西某高校的文科博士生导师陈教授对此愤愤不平,由于专攻学术,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几年前他凭借良好的学术声望一直不愁优秀学生投报,但是最近两年,报考他的学生人数明显减少。虽然和拥有院长职务的赵教授拥有同样的招生指标,但他往往是报考人数与招生人数持平甚至不足,而报考院长的研究生往往是招生指标的两三倍。
由于没有官职,陈教授一些课题只能与赵教授一同做,或者做他下面的子课题。也因此无法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导师当官实惠多
对于导师和行政职务之间的关系,北京某高校的博导张教授表示,他感到最可怕的是一些既占着教学岗位,又担着科研任务,同时还是行政领导的导师。张教授认为,其中的一部分人深知权力和权利的区别,在占有权力的时候,对如何运用权力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权力不是用来为集体争取利益、权利的公正与公平,而是用来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小团体谋取利益。所以,导师和这种行政领导的矛盾是最直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系主任或者院长要招硕士、博士,自己招不下了,又碍不过某些人的面子,非要把某考生安排到另一个导师的名下,这位导师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这种情况下,如果导师和领导是“利益共同体”,那就简单了,照单全收。如果导师不是,而又不想接受考生,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有可能遭受来自行政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甚至会在行政考核不过关的情况下被停招。
“不能和领导争,哪怕你是对的。”某高校的硕导龚教授深知个中滋味。龚教授表示,现在官本位的思想在高校里呈上升的趋势,“不尊重”领导的后果很严重,“尤其是一些学术和行政双肩挑的领导,更不能得罪”。
河南某大学博导王教授则表示,在高校,有行政职务的教师也同样在做学术,因为很多领导过去都是教师,但这些导师带研究生就存在很多问题。他提到两个例子:一所“211工程”大学的校长,目前带的硕士生、博士生共有32人,相当于一个班;湖北一所理工类高校的校长带了25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对此质疑:校长本身行政事务就一大堆,哪里还有时间做科研、指导研究生?既然没有时间带学生,这些导师为什么还要多招研究生呢?他认为,个中奥妙就在于这些博导手里有项目,但受体制限制,没有足够的全职工作人员来做项目,所以就要多招些研究生,一来可以让研究生来完成项目,二来还能保证“后继有人”。
“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导师,往往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但他又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就用多招学生来完成他自己的项目,使用听话的廉价劳动力。”王教授说。另外,这些校领导总有退下来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现在和将来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就要利用研究生来做项目,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发表一些论文。而一些既无经费、又无能力的导师,更想借助招研究生保住他博导的“彩色帽子”。
行政学术应分家
实际上,行政与学术尽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行政力量对于学术的制约不仅仅在于有行政职务的导师占有更多学术资源上。
北京某高校硕导魏教授表示,一般来说,正常的、单纯的行政人员与导师产生冲突的情况很少见。但是,这些行政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教学一线较为生疏,在制定一些政策、措施等时容易与一线的实际情况脱节。同时,即便在同一所学校,由于学校的政策往往是针对全局,而非局部,因此,局部产生不适应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因此,从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整体情况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同样,对于导师来说,不管是硕导还是博导,行政考核都是必过的关卡,否则,行政审批下不来,著作等身也没用。
魏教授举例,在学校的行政方面,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学科和理工科就有失公允。比如,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在研究经费上就很难与理工科的大部分学科相比,但是往往在政策上采用同样的标杆就显得不公平。魏教授认为,现在一些学校搞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时还特别提到要对不同学科进行区别待遇,实际上,即便有一定的优惠,和实际的学科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去甚远。
魏教授认为,即便是在局部范围内,行政人员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也会有紧张的时候,有时甚至是矛盾冲突,而一旦发生矛盾冲突,作为导师的,如果本身不是领导,同时也不是所谓的“大牌”,再没有“后台”的话,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一般是不敢和行政力量一较高低的。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导师,主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体代表自身说话和抗争,个别敢于挺身而出的教授也很难争取到应有的利益,甚至还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大部分导师只能心甘情愿地“逆来顺受”。
对此,有学者建议,正在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教授,任职期内应暂时少带或不带博士生,以便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履行其所担负的重要职务。为了保证培养质量,那些科研经费不足的导师,要暂停博士招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