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大中文系的几位先生

陈恒舒

 

刘浦江

 

刘浦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系副主任。主要从事辽金史、宋史、中国民族史研究，曾开设中文系“中国古代史”课程。

 

写中文系的事情，先要从一个非中文系的老师写起——刘浦江先生。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刘先生给中文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他有两点特别出名，一是要求严格，相传中文系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学生抓得特别狠的那种，说法有很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刘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据说有人重修了四次还没有及格呢。二是他每年开学的第一节课都会说一这么一句：“我一直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是比较没有文化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整个教室一片哗然，尽管此前已经有师兄师姐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说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大约是讲了一些个人经历，发现中文系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是颇为匮乏的。于是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中，他很注意对我们古代文化基本素养的训练，比如干支纪年甚至于纪月、纪日，比如读写繁体字，现在想想，对于日后的学习确实获益匪浅，而当时那一句当头棒喝对于刚刚进入中文系的洋洋自得的我来说也有相当的必要。第二年C君拉着我跑去听他的第一节课，他看见我们俩坐在下面，开始先敷衍了一些别的话，显得有些拘谨，但后来还是没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比较没有文化……”整个教室又是一片哗然，只有我和C君相视一笑——这大约也是新生与老生的区别之一吧。记得刘先生说完“中文系学生没文化”之后还有一个补充，大意是说他的夫人也是中文系的，但是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所以还算有点文化——后来我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不能说没有这句话的影响。

 

随着这门课的深入，我才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话并非无稽之谈。历史课大家从小都学过，但中学的历史教育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把一些尚无定论的东西武断地下了结论并强行灌输给我们，同时还灌输了不少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刘先生在课堂上常常能为我们破除这些“虚妄”。有一次他拿起讲义念道：“恩格斯说……”大家一听是恩格斯的话，赶紧埋头去记，等到记完手都酸了，这时刘先生放下讲稿，慢条斯理地说：“现在的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家全崩溃了。当然，重要的不是结论，而在于你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这就是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而刘先生也很重视我们自己的观点，在两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灵活性也很大的题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者都可得高分，我想这也是把我们从高中那套为了应试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环节之一吧。

 

如果一个老师仅仅能传授知识，那便算不得好老师，充其量算个平庸之辈——因为这是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做到的。而刘先生身上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不记得是讲什么问题，他提到了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从某栋教学楼上跳下去了。这时下面传来了些许轻蔑的笑声。刘先生面色凝重地说：“你们不要笑！人家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们敢吗？”声音不大，却把整个教室镇住了。刘先生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高大无比。

 

刘先生在课堂上还有无数的妙语，我现在竟记不得几句了。C君当年记笔记的时候，笔记本每一页正面记授课内容，背面专记先生的妙语。后来C君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这些妙语拿出来一看，能越看越开心以至于可以消愁解忧。还有一位Z君，自恃国学根底扎实，上课一句正经话不记，专门记刘先生的妙语。待到某一天把两人的笔录拿出来整理出一本《浦江公言行录》，定是一本极有趣的书——刘先生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品与学品应该是在那里的，而并非我拙劣的笔法可以勾画清楚的。

 

有时和C君行走在校园里，会忽然听见他喊一句：“啊，那不是刘浦江先生么？”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蹬着自行车、跨着公文包、背有些微驼的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一位“精神导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刘先生绝对无愧于这样的称号。

                           

张鸣

 

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元文学研究。开设“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及宋元文学相关限选类课程。

 

张鸣先生是个绝可爱的人物，相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这么说。或许对于中文系别的老师大家会由于个人的喜好有不同的褒贬，但是对于张鸣先生则是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好。

 

第一次见到张鸣先生是在2003年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穿着一袭灰色布衫、一双黑色布鞋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很多高年级的同学都起立鼓掌，甚至欢呼，我们这帮大一的小娃娃们则眼前一亮，心说中文系竟然还有如此古怪的人物。晚会进行到中段，张鸣先生在有一次为他而起的欢呼与掌声中走向会场中央，说我今晚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要唱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当时都一愣：知道宋词当年就是用来唱的，但没想到今天还有人能唱。结果他是真个唱了，第一次听的感觉怪怪的，因为用的是古曲，是民国时候杨荫浏先生从古代的曲谱转译过来的，但因为新鲜，也还是跟着鼓掌叫好。后来听张先生讲宋元文学史，讲宋词的时候也在课堂上唱过，后来还举行了一个“唱词会”，那时候才渐渐听出一些味道来。2005年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又一次登场了——据称他从未错过任何一次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每次必出席，出席必唱词，这次唱的好像是姜夔的一首，甫一开口，布置得颇现代化的会场竟弥漫起一种庄严肃穆的古典气氛。张先生的白发、灰衫、布鞋在浅蓝色灯光的笼罩下更显出一种古代书生的雅气来。音律和谐如高山流水，听者无不击节称叹。其实也听过一些配上现代流行音乐的宋词演唱，感觉也不错，但和张先生所唱的古雅之音相比，也未免有些俗气了——其实在词当初流行演唱的时候，也只能算是俗文学呢。

 

张先生在教学方面是极认真负责的。首先表现为他的课堂容量极大。每次上课必提早十分钟到课堂，还企图尽可能地提前上课。每次还没到点他就敲着前面的讲桌让大家安静下来。课上到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他总要问一句：“还要休息吗？”那意思就是：“咱甭休息了，接着讲下去吧。”下面只要没什么太大动静，他就会说：“那咱们接着讲吧。”这时候下面就会出现较大的骚动，这时他才很无奈地放下讲稿，说：“好吧，休息五分钟。”——其实课间应该休息十分钟的。每次临下课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表，然后作惊讶状，说：“哟，还有十分钟了。”然后很无奈地看着大家说：“怎么办呢，这样吧，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咱们再下课好不？”也由不得我们说“不好”，他便一直讲下去，往往都要拖上五到十分钟。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偶然现象，后来发现次次课都是如此——原来这是张先生的“惯用伎俩”，这样累计下来，他每个学期都能多争取到一次课的时间。另外就是他对学生论文的批改。我们只交过一次三千字的读书报告。事隔一个月以后，作业发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文章后面都有一串长长的评语，多则两三百字，少的也有七八十字，文章中还有红笔的勾画和随文点评，想来是看得十分细致。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不管分数高低，张先生评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称赞这篇文章的好处，缺点也很鲜明地指出但并不占太大分量，这是一种以鼓励为主而非以教训为先的方式——张先生不仅负责，也是很懂得为人师之道的。

 

张先生是个趣人。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玩”。他课堂容量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据他自己说就是：“这个东西讲起来太长，不讲呢，又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玩……”有时候说起一段好玩的故事或者念一段好玩的文章，我们下面还没反应过来呢，他自己先大笑起来，因为他觉得“好玩”。但这种心态并不妨害他的学术研究，反倒增添了不少乐趣。他总穿着一袭布衫来给我们上课，有人戏称之为“长衫”，张先生很快做出澄清，说我穿的不是“长衫”，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说了，“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点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他自己是“没有这样阔绰”的“短衣帮”，最后特别声明，阶级一定要划分明确。这一番解释把大家都逗乐了。但这身衣服确实给张先生添加了不少古雅的气息，包括那几次唱词表演，实在让我们觉得张先生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宋人”。有时候我会去试着想象张先生“细雨骑驴入剑门”或是“晴窗细乳戏分茶”的情景，一定也是特别“好玩”的。

 

但张先生也并非一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的学者，甚至觉得他与现代生活方式是有些格格不入的，有时候也会“愤”，但也“愤”得十分可爱。他会在课堂上批评现在的辩论赛是搞“人格分裂”，批评有些老师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跑出去接电话，批评有些茶楼酒店附庸风雅乱用繁体字把“余秋雨”写成“馀秋雨”……如此等等。有人说他身上有不少文人的“臭毛病”，比如听说他给03级本科生开课，其中一次课用的是一个多媒体教室，他拿着话筒在台上讲了一个多钟头，一边讲一边埋怨这个话筒有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不方便，结果快到下课了才发现那个话筒根本没打开。每周的另一次课本来安排在一个很大的报告厅上，但才上了一次他就不干了，说这么大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上课的地方，硬是给换了个小教室。这次课本来是只有单周上，换了之后就变成双周了，这样一来他又多争取了一次课的时间，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笑着跟03级的同学说，你们又让张先生“阴谋得逞”了。

 

据说张先生是极少发表论文更不愿意写书的。确实，我在书店里只见过他选编的一本《宋诗选》，再无其他。和很多整天靠着论文数评职称、靠着出畅销书和四处讲课赚外快的所谓“学者”来说，张先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者，一个不求名利、一心一意做学术的学者。可以说，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三十年后，你大概就和现在的张先生一个样儿。我摇摇头说，张先生的境界是我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李家浩

 

李家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文字研究和教学工作，开设“文字学概论”等课程。

 

我在大三上学期选修了李家浩先生的“《说文解字》概论”。第一周上课之前，我去得早，趴在第一排睡觉，突然听见一个炸雷般的声音，我噌的一下就从桌子上窜起来了，当时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后来回味了一下，大约是“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李先生每次上课几乎都是如此，闷着头不声不响地进来，不声不响地拿出讲稿，一点预备动作都没有，直接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样倒也好，上课听着这么大嗓门的讲授，无论如何是不会打瞌睡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李先生是湖北人，口音极重，南方人听着还好，北方的同学头几次课根本听不懂。记得第一次课课间休息时，一位北京的同学上去跟李先生说，您的口音我实在不大适应，能看一下您的讲稿么？李先生笑呵呵地把讲稿递过去，说，不好意思，我的字比较潦草。那位北京同学翻了两页，又还了回去，说，我还是听您讲吧。

 

李先生自己的讲稿写得潦草，但写板书绝对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正如传说中他治学的态度一样严谨。尤其是一些近似图画的古文、籀文和小篆字形，他都要照着自己的讲稿画了又画，改了又改，半点也不马虎。每讲一个例子，必旁征博引诸家之说，写满满一黑板，最后参以己见，有根有据，谁要是有这门课完整的笔记，当是一份极好的学术范例。可惜我当时太懒，很多繁琐的东西实在不愿动笔去记，现在想想，实在是后悔死了。

 

李先生在学术上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据说有一次给一个本科生指导毕业论文，很多先生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很宏观地给一些意见，李老师却批改得极为细致，让那个学生七易其稿，眼看第二天就可以交定稿了，那学生才松了一口气，晚上突然接到李先生一个电话：“我刚刚又发现一则新材料，你明天过来，我们把它加进去……”我想这位师兄当时肯定要崩溃了，但能得到这样一位老师如此悉心的指点，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幸福的事。

 

李先生有时候也很“愤”，记得有一次他瞪大了眼睛在课堂上拍着讲桌大吼：“做老师的怎么可以敲学生竹杠呢！”至于什么缘由，全然不记得了，仿佛当时是很突兀地就冒出这么一句。李先生还很忿忿不平地说过他在图书馆的一次经历。他说自己当初给朱德熙先生当助教的时候，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一条重要材料，去之前怕会碰钉子，还特意拿了副校长的批条。结果却遭到一个管理员的无端阻挠，盘问了一大堆，最后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末了还问了一句：“你不查不行吗？”李先生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李先生自己也笑了，笑得十分无奈。“我再不敢去图书馆了，尤其是善本室。”他会对他的每一届学生讲这句话，差不多讲了该有一二十年了吧，还是那么“愤”——其实北大的善本室大约已经不是这种情形了，葛兆光先生说他那会儿可以把线装书借回宿舍去看，我上个学期去那儿，竟也借阅到了清代的抄本。记得几个月前看过一篇漆永祥先生的文章——《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写他在苏州图书馆的遭遇，其实很李先生很像，也是求书一观而不得，甚至遭到工作人员的百般奚落。文章写得义愤填膺，后来此事被称作“苏图事件”，还颇引起一阵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漆先生最终也没能看到他想看的书，想必至今乃至将来的很多年内也会为这件事而“愤”。不过从这种“愤”里，我确实看到了真正的学者们对于学术的挚爱。

 

上次看见李先生还是暑假去帮忙整理古文字资料室的时候。当时那个资料室长期没有人管理，杂物乱堆，尘土满地，狼藉不堪。我们才进去没一会儿，李先生到了，一进来二话不说抄起门口的一杆拖布就开始拖地，我赶紧上去抢，我说李先生您不用亲自动手，我来就行，谁知李先生手攥得那么牢，竟然抢不下来。李先生还一边把我推开一边笑着说：“我简单弄一下就好，我简单弄一下就好。”说是“简单弄一下”，我却看见他弓着腰在房间里忙活了半个多钟头，其间我又几次想把拖布抢下来，竟未遂。这又实实在在地让我对李先生又崇敬了一把。

 

北大研究古文字的老师裘锡圭先生和沈培先生去了复旦，一度传闻李先生也要走，但李先生最终留下来了，还开了两门课——“文字学”和“说文解字”概论，每周六个学时，辛苦得很。我突然想到了罗大佑的两句歌词：“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是的，我又想起了李先生上课时的目光，那样专注而执著。

 

钱志熙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国家级精品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主持人。

 

比起老钱（钱理群）来，“小钱”的名声恐怕没那么大。两位钱先生的风格可以说是一种鲜明的反差。老钱豪放，小钱恐怕要算是婉约。老钱是讲台上的侠客，小钱则有一身名士的风度。这也难怪：老钱是研究鲁迅以及现代文学的，身上自然要带点鲁迅的侠客气；而小钱的主要方向是古代，是先秦两汉，是魏晋，是陶渊明，温文尔雅自然是少不了的风度。第一次听小钱先生讲课，是一次讲座，讲的就是陶渊明，他称陶渊明是“人生的诗人”，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两篇论文的思路有过很大的启发。

 

大二的时候，小钱先生给我们开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一反原来我们所听过的文学史的讲授方式，没有试图建立完整的框架和线索，从“史”的角度来描述文学的发展，而只是大致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脉络，然后拿起一本作品选，一篇一篇地讲下来。和老钱一样，他也喜欢朗读作品，声音不大，而且带着颇浓重的浙江口音，十分有味道——很多古韵，尤其是入声字，是要用江浙方言才能读出来的。一首读下来，再给大家讲，这首诗好，好在什么地方，如此等等。和先生一起读作品，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小钱先生很重视读作品。不光要读，也强调要背诵，包括考试也有相关的内容。有一次翻看BBS上的原来的帖子，发现一次期末考试以后很多同学对小钱先生颇有微辞，理由是考试题出得太难了。我看了一下，似乎没有什么难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诗句的填空，竟有很多人答不上来。但小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仍不改其旧，还对我们说，好的作品，要多读，最好能背下来，而且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记忆力还好。又告诉我们，当年他在浙江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对他说，一个人20岁以前能背下来的东西，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忘。后面基本上就很难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了。我掐指一算，只剩三个月了，很是有些悲切，于小钱老师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的确，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多读多记多背，总是没有坏处的。张健老师后来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也坚持让我们多背，说现在的教育让大家不要死记硬背，这不对，小时候趁着记忆力好，就应该多“死记硬背”点东西下来，考试出了整整一面的背诵题，结果我答得惨不忍睹。这与小钱先生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记得那个学期期末考试之前，小钱先生安排了答疑。当时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大约都是抱着能套点什么题出来的目的去的，去了就问，老师，这次考试考什么？不考什么？小钱先生含糊其辞地应付了几句，他们也不好再问什么，就在那儿坐着，一言不发。只有我跟小钱先生扯些与考试不相关的事情。小钱先生突然问，大家有把某个作家的集子完整地读过一遍吗？我说我读过陶渊明的集子。小钱先生又问，完整地读下来了吗？我说是的。小钱先生面露微笑，啪地一拍桌子说，好啊，这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这次考的是杜甫……我当时没缓过劲儿来，回到宿舍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你啊，拐着弯地就把考题套出来了。我一想。哦，好像是这么回事。结果期末真的考了一个与杜甫相关的大题。但我答得并不好，枉费了那日小钱先生的夸奖，至今仍觉得有些惭愧。

 

邵永海

 

邵永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研究，开设中文系“古代汉语”及古代汉语相关专题类课程。

 

很多人亲切地称邵永海先生为“邵哥”，而我独称先生为“邵公”。这两个称呼其实并不矛盾。“公”与“哥”正代表了邵先生性格的两个方面：既严肃又不失活泼。

 

第一节古代汉语课我是站着上的，因为去晚了，没有座位了，只好靠在教室最后的暖气上将就着。那节课远远地望过去，对讲台上那个中年男子的印象无非三条：两个小时板着脸没有笑过；竖着写繁体字；一下课就迫不及待地拿烟出来抽。从第二次课开始，C君帮我在前排占座，我才有幸和这位老师近距离地接触。后来发现他也是笑的，只是动作幅度极小，不易察觉。讲课的时候极严谨，一丝不苟，但气氛并不沉闷，也时不时地玩点幽默，有一次竟拿我开涮。当时他正讲古代汉语的语法，说被动句有时会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要举例子，眼睛在前排一扫，在我身上停住了，说：“比如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表扬了’，大家觉得挺别扭，但如果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批评了’，大家就觉得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当时引得哄堂大笑，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他也冲我正笑着，露出两排抽烟抽得发黄发黑的牙齿。

 

邵公确实不是一个古板的人，虽然看上去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我和C君有时会去他办公室坐坐，同他闲聊，听他说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候的事儿，说何时开始抽烟，说打三天三夜的扑克牌不带合眼，说听朱德熙先生讲的写作课是多么多么开心，如此等等。有一次听说他还踢球，就向他求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哦，他们总不叫我。”后来看他踢了一次，才知道“他们”何以不叫他。比赛开始的时候，邵公穿着一身厚厚的滑雪衫出现在守门员的位置上。开场不久对方一脚软弱无力的射门，慢悠悠地贴着地面滚过来，邵公一猫腰一伸手——球进去了，从两腿之间钻进去了，大家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直到邵公跑进门里把球捡出来，对方才意识到：“哦，我们进球了。”于是才开始庆祝。又没多久，对方又一次射门，是个半高球，轻飘飘的，邵公稍一屈膝，迎着来球一抱——球又进了。邵公终于沉不住气了，换了个人替自己守门，跟着韩毓海、陈保亚诸先生一起上去跑了，跑了好一会儿，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球从他面前缓缓滚过，邵公抡圆了就是一脚，结果却踢了个空，自己还险些跌倒。后来终于跑不动了被替换下场，自我解嘲地跟我们说：“没办法呀，好久不踢了……”。

 

邵公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即便在学术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屡次在课堂上表现出对孔子可爱之处的赞赏，而对于总喜欢板起脸来教训人的孟子则颇有微词。有一次课上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完的时候他很激动，颇有感慨地跟大家说：“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我们期末考试就从这里面出一段标点翻译，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于是考试还真出了这么一段。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给我和几个同学讲《诗经·豳风·七月》，讲完之后顺带说起中国的农民问题。他一脸严肃地甚至略带些悲愤地跟我们讲现在农民的负担是如何之重。后来我听C君说，邵公来自山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体验。邵公不是那种钻进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他的学问实在是活的而非死的，是热的而非冷的。C君说邵公就是一位大儒，我想着不仅是就学问和气质而言，邵公身上实在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现世精神。单凭这一点，我想还是尊称他“邵公”吧。

 

吴晓东

 

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开设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诗歌”、“20世纪外国现代主义小说”等课程。

 

第一次听吴晓东先生讲课是大一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当时中文系开设了一门“现当代文学名篇赏析”的课程，由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诸位先生们轮流出来讲。好像是倒数第二次课轮到吴晓东先生，讲的是中国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记得那天他很早就坐在教室里，安详地翻阅着自己的讲稿，一派儒雅的风度。他在这次课上分析了现代派诗歌的几个要素，头一个就是“分行”。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张便条，连着写下去就是便条，分了行就变成诗了。这个提法在当时看来很有趣也很新鲜，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根本不懂新诗的人来说——虽然我现在仍然根本不懂新诗。他说念诗也是一门学问，有人能把坏诗念好，也有人能把好诗念坏，并很谦虚地说自己是那种“把好诗念坏的人”，但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朗诵的功夫是一流的，尽管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然而他在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背着手踱着步在教室里朗诵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的时候，我竟在前排哭得稀里哗啦的。

 

大一下学期的现代文学史是我们这一级的本科生接触的第一门正式的文学方面的必修课。吴先生课堂上妙趣横生的讲解我现在都不大记得了——或许回头翻翻当时的笔记会想起一些。但是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课堂的气氛。吴晓东先生给了我们很多课堂讨论的机会，头几次大家似乎还有点拘谨，似乎大家还没有从高中那种沉闷的课堂气氛中解放出来，后来慢慢地都踊跃了起来，我们听到自己的同学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意见，有些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课堂不再是老师的“一言堂”——这对于一直缺少相互学术问题的交流的我们年级本科生来说更弥足珍贵。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讨论过“五四”时期小品文兴盛的原因，讨论过郁达夫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冯至的诗……每个人发言之后，吴先生都要做几句精彩的极有启发性的点评，可谓循循善诱，学术自由的气氛弥漫着整个课堂。直到最后的期末考试也很有特点，题目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死得不能再死的题目，比如考鲁迅的生年之类的文学史常识，一点不能含糊的。鲁迅的生年我当时还真答错了，C君竟也没有答上来。另一类则是极开放的题目：让你就自己读过的一篇作品最有感触的一点写一段文字之类，最后竟还出现了这样的题目：如果郁达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请代拟一篇授奖词。没有任何强制我们写他观点的题目，这大约也是我不大记得他讲授内容的原因吧。

 

我上的最后一节现代文学史是2003年4月中旬某个星期四的下午，当时“非典”已经袭来，大家都有些怀疑那天下午的课还能不能照旧。平日爆满的教室那天大约只坐了三分之一，而吴晓东先生仍按时赶到了。他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了教室前面相对的两扇窗户，说现在非典闹得厉害，要注意通风。然后走上讲台，说，今天还能来这么多人，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先不入正题，而是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外文学经典中的瘟疫和疾病，最后谈到了加缪的《鼠疫》，说大家去读读吧，一切瘟疫都是可以战胜的。大家都听得很兴奋。我说我正看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吴先生哈哈笑道，别看那个，那个太恐怖了。在这之后的大约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此后吴先生所讲的，我都没有机会聆听，只是上网的时候听一些仍坚守学校的同学零零星星地转述。据说鲁迅那部分讲得极精彩，然而我竟没能听到——这或许是我大学四年里最大的遗憾之一。

 

孔庆东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小说戏剧与通俗文学研究，开设现代文学类限选课程。

 

吴晓东先生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他当年刚进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就有一位师兄在那栋宿舍楼上窜下跳、以“教唆”为主要任务，这个人就是孔庆东。正如吴晓东先生所言，老孔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活跃分子，当了老师更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关于老孔的事迹可谓铺天盖地，如果以后为中文系的老师们编一部《世说》，老孔肯定要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北大文学讲堂》这本书里面就有老孔的一篇讲稿，基本是实录，老孔很多幽默的言论被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了，那次课我是听了的，现在看到这个讲稿仍觉得非常有趣。但今天且不说老孔的幽默，且说说老孔严肃的一面。

 

第一次接触老孔的文章还是高二的时候，抱着一本《47楼207》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孔又写了不少书，但我觉得都不如那本《47楼207》。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老孔是个很好玩的人。后来老孔总说自己不幽默，又说自己的“满纸荒唐言”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我在一次课后跑上去问，您的《47楼207》写得那么有趣，辛酸在何处呢？老孔很沉重地对我说，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北大和现在的北大更是不一样的。我突然发现老孔确实是个严肃的人。

 

我进中文系以后好像一直没看见老孔开过基础课，猜想大约是老孔太有名了，基础课课堂都要挤爆，肯定影响教学质量。老孔已经连开了四五个学期的通选课，从鲁迅讲到金庸讲到老舍讲到中国现代戏剧，面向全校本科生尤其是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得十分通俗易懂，也坚持了他写文章的一贯幽默的风格，课堂一直很火爆。有一次我发邮件跟他说，您课堂里恐怕是看热闹的人居多吧。他很严肃地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确实，看热闹的人是多数，但是真正的人才往往是从看热闹的人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既要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要照顾看热闹的俗众，不能蔑视和抛弃他们。我时常听到一种对于老孔的批评，说他上课只讲笑话不讲学问，我觉得这大约是没有听懂老孔的课，我去听过，我觉得不仅仅有热闹可看，也还是颇有门道可听的。至于老孔的这种讲法，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不宜妄加否定吧。

    老孔有时候看起来很“愤”。讲现代文学，跟当下的状况已经算是拉开一点距离了。但他总是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动辄把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某人某事拉出来嬉笑怒骂一番。用他自己的话说，乾嘉诸老也未必不关心现实，只是我们现在把他们解释成“纯学者”而已，不关心现实，什么学问都是做不大的。当然，老孔并不是个一般的“愤青”，他号称要坚持“韧的战斗，不求胜利，只求好玩，在‘韧’中体会战斗的快感。这样战斗，或者会更加持久，也更加不怕失败。”老孔写了那么多文章，嬉笑怒骂，或许正是他所谓“韧的战斗”吧。所以老孔的“愤”，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种强烈的现实感，记得第一次听老孔的课，他挥舞着手臂对我们大呼：“你们现在如果还在为将来的衣食考虑，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你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我想，这也会是一句激励我一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