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舒
我读本科那会儿,张鸣老师就不止一次地在课堂上提及“文体”的意义。有一次讲苏轼,张老师说,大家都知道乌台诗案,好多人从苏轼的诗里挑刺儿,但事实上苏轼的词里那种大不敬的话多了去了,比如“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等等,怎么没人拿这个说事儿呢?就是因为当时词的文体地位还是不高,诗文是严肃的,而词的功能主要是娱乐,所以苏轼也敢写,他的政敌也不当回事。还有一次,还是讲苏轼,说苏轼的文章诸体皆善,有没有什么是他不擅长的呢?有,就是墓志铭。当时大家都笑了。张老师却很严肃地说,古代的墓志都是死者家属花很高价的“润笔”请当时的社会名流来写的,因此免不了虚美掩恶,以“谀墓文字”粉饰死者的生平,苏轼为人太正直了,不大会做这种谀墓文字。后来在一次研究生的课上,张老师提到研究宋诗的史料文体时,还特地把这个例子又举了一遍,并提醒大家,研究一个人的生平,墓志文字的客观真实性是要打折扣的。可见文体是我们研读古文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我国的文体分类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萌芽,就以《诗》、《书》而论,前者有风、雅、颂之分,后者有典、谟、训、诰、誓、命之别,不同的体裁有各自不同的写作特点。而正式明确提出的,还要属三国时期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谓“奏议亦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分得更细了,就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那一段。之后的分类愈加细密,如《文选》的三十九类、《文心雕龙》的三十三类、《文苑英华》的三十八类、《宋文鉴》的五十八类、《元文类》的四十三类等等,到了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甚至达到了一百二十七类,这还都只是大类,还不包括某些大类下继续细分的小类。《文体明辨》虽然是文体分类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但亦不免流于繁琐,如果说我们研读古文还得去参考这多达一百二十七种的分类,恐怕会吓退一大批对于古典文学怀有美好憧憬的考研的同学。但正如前面所说,明确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确实有助于我们研读古文,怎么办呢?我推荐大家阅读这本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本书初版于1984年,6年之内印了20万册,1987年还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1990年褚先生又对全书做了较大的修订和增补,1991年获得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到2003年也已经重印了五次。全书除绪论之外分为十二章,前十章讲诗赋词曲及骈体文,后二章讲散体文。前十章,每种体裁大致按照起源、流变和体制特点这几个方面来讲。后二章,将古人对于散文的繁琐分类重新整合为十个大类(论说、杂记、序跋、赠序、书牍、箴铭、哀祭、传状、碑志、公牍),另外附带了四种特殊的文体(笔记、语录、巴谷、连珠)。每一种体类都列举若干代表作加以讲解,使得读者有更加具体和感性的认识。
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大四了,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我觉得它实在应该是阅读古代诗文的入门书,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文体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问题。比如范仲淹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当时另外一位著名文人尹洙看了,很不以为然地给了四个字的评价:“传奇体尔。”(事见陈师道《后山诗话》)什么是传奇体?《传奇》的是晚唐人裴铏的小说,带有浓厚的骈俪色彩,因此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尹洙看来,是不纯粹的、不可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尹洙为什么会对我们现在评价极高的《岳阳楼记》不以为然了。
现在有些同学很看不起入门书,觉得太简单太浅显,殊不知写这种著作最困难。就拿这本《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来说,如果不对整个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有一个通盘的把握,不对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深入浅出、要言不烦的著作。而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又不仅在于入门。我在研究生阶段从事“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全编”的修纂工作,经常涉及到文章分类的问题,又将该书的后两章重读了好几次,每次都获益匪浅。
当然,限于“概论”的要求,本书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未及深入。比如上面提到的张鸣老师提出的两个与文体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此外,讨论的对象仅限于“诗文”,而不及戏剧和小说。事实上褚先生已经积累了一些戏剧、小说及俗文学问题方面的资料,也单独写过文章,更有续写这部“概论”的计划。但褚先生却于2006年病逝了,续写的计划大概也未及完成吧,真令人有些扼腕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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