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李小凡教授谈方言与方言学

　　摘要：在本次访谈中，李小凡教授为我们讲解了北大方言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阐述了语言学、方言学这一学科的特点及其研究意义、方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李教授还对多年方言学教学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语言学、方言学的学科建设与学生的专业发展提出很好的意见。

　　一、北大方言学及其历史

　　记者：李老师，您好！您是语言学专家，主要研究方言学。一般学生对数理化、文学、历史之类有一些大致的概念，但是对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研究的方向就比较模糊，所以想请您先对方言学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李老师：方言学，应该说是比较冷僻的学科。就全国兄弟院校来说，有中文系的学校很多是以文学为主，不见得都有语言学专业，因为该学科的定位是从事相关领域的专深研究，所以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从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来说，语言专业是不可缺少的学科，而且语言学跟人的大脑意识有关，所以要研究起来是没有尽头的。

　　北大的方言学有比较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文学改革，其中的一个方向是要从过去的雅文学走向民间文学，从过去单纯的文人作品走向社会大众，这就包括搜集一些民间歌谣。北大当时成立了一个歌谣协会，由刘半农主持，有很多人参加。《北京大学日刊》有一段时间每天刊登一首调查上来的民歌、民谣。这些民歌民谣都是用方言讲的，有些无法用汉字准确记录。一些学者就发现，要把它准确地记录下来，必须有一套调查记录方言的办法，由此逐渐地开始了方言学的研究。中国现代方言学可以说是从北大的歌谣研究里面孕育出来的。到了1924年，从当时的歌谣协会、歌谣周刊里分出一批学者，主要是中文系的，也包括英语系的林语堂先生，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在此期间，林语堂先生制定了中国第一份国际音标。国际音标从欧洲引进，它是用一个符号来记录语言，不仅可以记录欧洲的语言，也可以记录世界上各种语言。现在我们把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的成立看作是现代方言学建立的标志。

　　北大方言学本身既有自己内在的需要，也有研究的传统，但其理论方法的基础和世界上主流的语言学是一致的。林语堂是中国第一个语言学博士，只是后来他主要的兴趣转移到了文学方面，但他前期在方言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方言研究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一个是赵元任先生主持的6个省区方言调查。当时赵先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组长。研究所1929年成立，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做了很多工作。另一个阶段就是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国家开展了“三大语文运动”：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和汉字简化。所谓推广普通话就是要讲方言的人来学普通话，那就需要了解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有什么差异，这里面的对应规律就是方言学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搞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全国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调查了1800多个县，可谓轰轰烈烈，不过也带有当时那种群众运动的风格。

　　记者：调查是怎么进行的，如何调查？

　　李老师：当时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多数人不怎么懂，就采取了层层培训的方式。最早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北大建立了一个语言专修科。语言专修课由北大的袁家骅先生主持，除了培训调查方言，还培训调查民族语。从袁家骅先生开始，北大的方言学就走上了正轨。中国语言学会前任会长侯精一等好几位重要的学者都是专修科出来的。我们现在作为主干基础课的汉语方言学也是五十年代袁家骅先生开始讲的。北大是第一个设立汉语方言学课程的，然后辐射到其他学校。

　　二、方言与地域文化

　　记者：方言学研究的价值主要是什么？

　　李老师：语言有多重性，它最基本的功能是交际，实现人和人的沟通。同时它也是思维的载体，因为思维离不开各种概念，而概念是借助语词来表达的。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表达概念上各有其特点。

　　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又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形式。生活在一方水土上的人群世代积淀的共同观念、风俗习惯，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就要靠语言这个载体。不同族群的语言反映不同族群的文化特点。比如说江浙这一带吴语文化区和广东广西岭南文化区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它们差别在哪里呢？有很多，比如饮食、服饰，建筑等等，但是最明确的一个标志就是语言不一样。方言本身就成了地域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所以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文化识别和族群认同的功能。再比如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文化的学者最后界定什么是客家人呢？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标准就是讲客家话。

　　记者：现在各地对待自己的方言是一种什么态度？

　　李老师：近些年来，方言的研究跟地域文化关系日益受到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关注。在政治运动为中心和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期，方言的地域文化功能一度被忽视了，加上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使有些人产生了一种误解，好像不再需要方言了。有些地方甚至误以为推广普通话是要废除方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认识到地域文化的价值，包括一个地区的品牌、知名度，它的特色，这就涉及到了文化传统和方言。然而，现在有些地方小孩已经不会讲方言了，于是，这个问题开始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进而将保护方言列入了政府工作日程。推广普通话目的是发挥它的交际功能，保护方言则是传承方言的地域文化功能，二者并不矛盾。

　　记者：假设方言都消失了，大家都用普通话，文化的多样性就会消失吗？

　　李老师：如果真的没有人用方言了，那有可能消失。语言是文化最鲜明的标志，没有了民族语言，就缺少了一种文化的认同感。

　　记者：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做什么？

　　李老师：首先要重视语言和人的关系。比如满语，如果最后一个懂满语的人去世了，它就变成一个死的语言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事物的存在总是因为有其客观需要，只要这种需要还存在，它也不会轻易消亡。在反映地域文化特色方面，方言就有存在的需要，而且并不是所有场合用普通话都是最恰当的。亲密的家庭内部，显然还是讲方言来得更亲切，更容易心领神会。将来人们可能都用普通话来交际，但同时也用方言来实现文化认同。甚至有可能某一个地区的方言，例如粤语，对普通话显示出一种强势，给普通话注入一批方言成分。语言的演变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我们研究它是为了发现和掌握它的规律。

　　记者：您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习俗甚至思维特点。它会不会反映人的性格方面的特征？比如有没有研究表明使用哪种语言的人更擅长逻辑思维或者性格更坚毅？

　　李老师：这方面的猜想很多，但都还是停留在一种假说的层面。一些著名的学者持有这种观点，比如德国的洪保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威廉·冯·洪堡特，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1767—1835），他认为语言是表现出民族特性的；后来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 Edward，1884～1939）提出语言决定思维方式，但至今没有最终结论。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决定的。从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只要能够完成交际、思维、文化功能，其价值都是一样的，无所谓高低之分。

　　记者：语言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否有对人、甚至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呢？比如语言的复杂程度肯定有区别，假设使用一种复杂语言的人，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脑力训练，但过于复杂可能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大脑负担。不同语言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李老师：我们可以去具体分析一个语言的长处，短处。但是任何语言都各有长短，综合而言，我们还是认为只要能够完成语言所要承担的功能，它的价值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组织结构的表现不太一样。世界各民族的性格确实有不同的特征，也会反映到语言上，但语言对性格及社会习俗有没有反作用？这方面应该是还没有定论，要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也是极其困难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英语是通用的语言。但并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别的语言优越才取得这样的地位，而是有历史的原因。这和英国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工业化国家有很大关系。而语言的应用一旦成为习惯就不会轻易变更。

　　三、方言的起源与发展

　　记者：世界上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众多的语言、方言？

　　李老师：这涉及到语言的起源，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单一起源，逐层分化说。比方说关于人类的起源，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整个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类是从一个祖先慢慢分化出来的。这样的思路也影响到语言学，所以过去占主流的观点认为语言也是由一个祖先不断分化出来的。近代语言学起源于欧洲，欧洲语言学就认为印欧语系最早是由原始印欧语逐渐分化而产生的，现在的斯拉夫语、拉丁语、梵语，都是从那里分化来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跟文化相关。实际上文化是各自产生的，没有哪个人认为世界上的文化由最初的一个原始文化逐渐分化形成。文化是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各自产生的。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应该是各自独立产生的。

　　我们现在的看法，比较倾向于多元起源，尤其是汉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形成。考古学家现在基本已达成共识了，根据考古文物断定汉民族、汉文化是有多个源头的。袁行霈先生前几年领头主编的《中华文明史》也采取了中华文明是多元的观点，黄河流域的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源头。方言也是这样，汉语的方言不像印欧语那样是由一个祖语分化出来的。汉语虽然有分化的情形，如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时期，大批北方人，包括上层，由北方迁到南方，文化和语言也都带过去了。但同时还有各地方言互相影响的一面，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汉化了，他们汉化的过程中有一些自身的文化特征，被吸收容纳到了主流文化中，其中也包括语言。所以我们认为语言既有融合，也有分化，两者并行。

　　记者：汉语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体系？像英语有这么多方言吗？

　　李老师：这与语言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社会历史有关。按通话难易程度看，英语和美语的差别还没有汉语方言的差别大，美国人也不愿意说美语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但如果纯粹从语言的源流和差异性上来说，美语和英语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而以一些西方学者的眼光来看，粤语、吴语等并不是方言，而是不同的语言。中国的七大方言在他们看来就少是七种不同的语言，理由是北京人和福建人不能通话，上海人和广东人不能通话。欧洲语言有共同起源，但中世纪以后，随着一个个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独立，原先的方言就随之上升成为语言，并创制了各自的文字，英语、法语、德语都是这样由“方言”变成语言的。

　　据说恩格斯懂20多种语言，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欧洲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不比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大。但是汉语有一点和西方不一样，它自古就有统一的汉字和书面语，一个汉字不管你读什么音，各地的人看了都能懂，它的语义是明确的。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久，正是有了统一的汉字，才能有统一的文化。如果秦始皇没有统一文字，中国的语言文化可能也会处于欧洲那种分立的状态。

　　记者：汉语的语言学或方言学研究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吗？

　　李老师：从语言研究的价值上来说，语言差异越大越有研究价值。我们的方言其实比欧洲的很多语言的差异还要大，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历史文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在语言研究的资源上我们有优势。

　　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语言学的学术中心一直是在欧美。美国语言学的特点是不断产生新的理论，这对推进语言研究是有益的，但往往不能持久。有些新理论还没完全成熟就被更新的理论推翻了。国内也有一些人“拿来”欧美的新理论，用汉语的例子来套。这样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从眼前来看似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创建立足于汉语的语言学理论。

　　记者：他们为什么能经常出新理论呢？我们自己不能提出新的理论？

　　李老师：这可能跟两个国家的学术传统、思维习惯有关系。中国语言学的传统是重事实，这是优点，但在理论创新方面显得比较保守，这是需要转变的，该鼓励创新，不要怕犯错误……美国语言学理论不断翻新，这是他的优点，但正如朱德熙先生所说的，他们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我们在语言学理论建设上应该采取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立足汉语，自主创新的方针。

　　记者：网络时代出现了一些独特的网络流行语，这是不是语言学的一种新现象呢？

　　李老师：网络用语被人称作网络语言，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名称不准确。因为网络信息是借助文字来表达的，最多是一种书面语，不是日常交际用的口语，所以算不上一种真正的语言。好比今天我们可以看文言文，但不会用文言文来进行日常交际。文言文在它产生的时代是还可以用于日常交际的，网络用语则从一开始就不是交际语言。文字和语言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语言本质上是用声音符号做物质外壳的，文字则是用来记录有声语言的。世界上有文字的语言是少数，大多数语言并没有文字，这些语言也就不会有网络用语。文字有记录、保存语言的功能，并能远距离传送，网络就是利用文字来实现即时的远距离交流。文字有这样的优点，但是它不能取代语言，我们不能设想网络高度发达以后，人可以不用说话了。

　　记者：但网络语言确实对现实生活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现实生活中人们也说“什么东东”之类。从学者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任其发展，到一定时期制定规范呢，还是说现在应该适当地抵制？

　　李老师：这涉及到语言的另一个基本特点。从本质上来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为什么中国人叫爸爸，英国人叫father，这没有理据可言，大家都接受就行了。语言在它产生之初可以任意约定，只要大家都认同就可以用于交际。

　　我们对网络用语的看法是不必太过急迫地禁止。网络用语假如真有生命力，那么今后就有可能吸收到我们的基本语汇里，一旦进入语言系统，自然就要服从系统的规范，它也就脱胎换骨，不再是网络用语了。更多的网络用语可能会自行淘汰，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用了。像文革期间有很多词现在就不用了，属于自然消亡。

　　四、方言学教学

　　记者：我们想请教您一些关于教学方面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对语言学不是太了解。与文学相比，语言学教学是不是比较枯燥？

　　李老师：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中文系历来就是这样，分专业的时候都愿意选文学。因为文学除了是一个研究领域，一个学科，同时也有欣赏性，而且中学语文学的主要是文学，所以一般人不了解语言学。以前中文系学生分到语言学专业很多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很多老一辈学者当初也不是自愿到语言学来的。但是，中文系近十年来改变了一入校就分专业的做法，学生到二年级以后自由选专业，最初曾经担心大家都到文学去了，语言专业和文献专业没有人了。不过，实际结果却与过去的组织分配几乎是一样的：每届本科生近百人，选文学的将近一半，选语言学的仍有二十几个人，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发生。近几年元培班学生选语言学的还逐年上升。

　　记者：您是怎么引导学生入门产生研究兴趣呢，能谈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吗？

　　李老师：对于语言学专业来说，大概每一个学生都是从完全陌生开始的，所以语言学的一些基础课作用非常大。“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这几门课，对帮助同学入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基础课，引起大家的兴趣，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我们教研室的“现代汉语”课是国家精品课程，以前的主持人是陆俭明老师。事实上，入了门之后就会感到，语言学是很有趣的，研究空间很广阔，比较容易捕捉到研究课题。

　　记者：作为您来讲，在教学中怎么让学生对这个学科产生兴趣呢？

　　李老师：我们的方言课是高年级的专业课程，学生已经具备了最基础的语言学知识。这门课就是要逐渐提升他的专业兴趣和学术深度，但是作为本科生，这个阶段又不能太深，把握好合适的深度是这门课的重要环节。讲深了学生一下子接受不了可能干脆就放弃了，讲浅了又觉得没太大意思。全国方言很多，拿一些实际的方言例子来，通过个案的分析，把原理、方法、技能贯穿在里头，那么学生还是感兴趣的。

　　记者：班上各地的学生都有，您讲方言的例子如果他不了解那种方言的话也能够听得懂吗？比如您举一个广东话的例子，可能广东人听了觉得很有趣，但是上海人可能体会不到其中的奥秘。

　　李老师：所以就要选择合适的例子，跟他们已有的基础差不多，能够使他的思维更深入。另外，其实这也不是问题。比如你猛地拿出一个方言例句来，有些地方的学生可能完全不懂，但是你给他一分析，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比如我举一个广东话的例子广东人觉得很自然，而广东以外的人本来不懂，分析过后他懂了，他倒觉得更有意思。

　　记者：像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主要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呢？

　　李老师：我们课程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求学生掌握理论，我们更多地是要学生学会专业上的基本技能。比如下一个学期我们要带同学到方言区去做实地的田野调查，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掌握好调查的方法。调查的基本技能就是国际音标的运用，我们会在课上进行强化训练。国际音标可以标记任何语言的语音，只要是人类说的话都能记，无论你懂不懂这种语言。教国际音标有点像声乐课，学生要反复进行听音、发音练习。学生掌握国际音标之后，才能用它去记录，积累素材，而后通过音位归纳整理这些素材。

　　音位归纳理论在语言学概论里已经涉及到了，但是没有具体的活的语言做例子。在方言学课上我们就拿一种方言，用国际音标把发音记下来，然后将这些零散的素材用音位归纳的原理，一步一步地把语音系统提取出来。实际上就是给每个方言先整理出一套方言拼音来，因为汉语拼音只能记普通话，记不了方言。汉语拼音，也就是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也是通过这样的程式做出来的。

　　记者：学语言学的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都在哪里呢？

　　李老师：近些年总是说要淡化专业，这从大的趋势来说没错，但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情况不太一样，应该区别对待。像我们这里，语言学专业本科毕业以后，绝大多数是上研究生，所以我们专业方面的训练一直比较强。像方言学的课，在别的学校一般要到研究生阶段才开。

　　这门课从来都是小班上课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国际音标训练，大班上课没办法进行的。我们现二十几个本科生上方言学课，在国际音标训练这个阶段还需要再分两个小班。

　　北大的语言学是一个小学科，无论是教师数量还是学生数量都相对比较少，我觉得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应该定位在专才教育上。我们不能一味地淡化专业。

　　记者：坚持专业培养，有没有受到现在“通识教育”的影响？

　　李老师：有一些影响。每修订一次培养方案就要削减一批专业课程，现在本科生的专业课比起80年代来，已经打了不小的折扣。幸好90年代学校设立了一批主干基础课，汉语方言学课才能够保持下来。它的后续课是方言调查实习，以前也是必修课，现在改成了选修课。

　　记者：在中文系语言学或方言学教学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问题或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李老师：专业基础课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传统上，我们中文系的汉语专业基础课多是由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来上，而现在逐渐由年轻老师来接班了。年轻的老师容易出现的一个趋向就是把基础课讲得太深，学生弄不懂就有可能丧失对这个专业的兴趣。要讲好基础课是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而现在青年教师在发表论文、申请课题方面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这样下去教学是可能发生滑坡的。

　　记者：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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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记者：郭九苓，崔悦，高国彬

　　采访时间：2010年10月27日，下午3：00－5：00

　　文字编辑：王英魏，李桂森，王玉彬，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1年3月10日，经李小凡老师审阅同意。

　　附：李小凡老师简介

　　李小凡，男，1954年10月生于苏州。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在职获得硕士学位，1992年任副教授，1999年任教授，2000年担任博士生导师，1995-2005年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曾任韩国国立顺天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发表学术论著数十种。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专著与教材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现代汉语专题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华反义词词典》，中华书局，2005

　　《港澳地区中小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纲要与普通话学习指要》，香港万海语言出版社，2006

　　《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担任课程

　　本科生：汉语方言学、汉语方言调查实习、方言专题、现代汉语

　　研究生：汉语方言研究、苏州方言研究、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汉语方言学讨论

　　留学生：语法修辞、汉语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