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钟搞定中国当代文学史

　　说明：本讲义既不准确，又不全面。凭借的底本是号称“当代文学之父”洪子诚爷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立场偏右。若是左派老师出题，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就成，具体评价再议。所有没有出现其中的知识点，其所以被忽略，很大的原因就是：考试基本不考。

　　当代文学是1949年以后直到现在的文学，是越学越长的文学，是老不死的文学。7月2号到19号开了个第一次文代会，全国文学中老年济济一堂，大会把7年前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为文艺总方向，这下子全国都延安了。此外还成立了文联和作协，作家们都是有人管的人了，都是有归属感的人了！也就都是快倒霉的人了。

　　全中国都延安，原来不延安的一时不大适应，不大习惯，于是就要由组织上出面说服教育，要改造，当然也有人叫批评或批判。先倒霉的是《武训传》，这部电影讲了个乞丐讨钱办学校的故事，由于其中心思想是一个人如何不劳而获结果发家致富奔了小康还宣传反动思想，毛主席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就成了新中国第一部禁片，不黄不暴力，就是反动。当事人纷纷写检查，包括郭沫若，可见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混乱到了什么程度！

　　没过多久，萧也牧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前者讲述了一个工农出身的干部如何被一个小资知识分子以城市为后盾成功改造了的故事，后者讲述了一个男青年如何为了谈恋爱才追求进步的故事，群众很不满，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伪装成读者李定中，说这是玩弄劳动人民的态度，是低级趣味！丁玲说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还有一大批陪绑的一起遭到批评。萧也牧写检查，表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当不了作家，当了编辑，后来帮助出版了《红旗谱》。

　　又没过多久，李希凡和蓝翎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分析不够现实主义，冯雪峰没拿两个大学生当回事。毛主席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冯雪峰就当不了编辑了，只好搞搞理论。其实俞平伯没怎么样，真正倒霉的有两个：一个是胡适，赔了个儿子；一个是胡风，以为自己发飙的时候到了，结果座谈会开到后来就不批俞平伯和胡适了，改批胡风了。两个姓胡的，叫风的给叫适的当了接班人。

　　说到胡风，他和周扬一直就不对付。后者说前者是汉奸，前者说后者是混蛋，两个人骂来骂去，最后打到了毛主席那里。胡风一口气写了三十万字，到处都是谁谁谁是个混混，哪哪哪有把刀子，毛主席看得很郁闷。后来胡风有个叫舒芜的战友叛变了，把私人信件公开了，这要是在BBS是会被杀档的，不过那时候技术没那么先进，结果舒芜成了模范。毛主席一看气坏了，一帮人搞在一起，还骂我是“老头子”，早晚要出事，干脆还是关起来好了。其实按胡风的意思，要是他掌了权，一样要把周扬关起来，反正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周扬搞掉了胡风，又开始搞丁玲。丁玲这个人也是飞扬跋扈，当初她的《太阳照着三个和尚》——哦不对，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周扬压着不让出版。后来书出版了，还获了奖，她就到周扬跟前显白。正好周扬刚死了儿子，丁玲就说：哎呀你看你看，我的书也出了，你的儿子也死了。就算是安慰，这嘴也够欠的。结果她也倒了霉，成了反党小集团，跟她一块儿倒霉的还有陈企霞和冯雪峰，冯雪峰这回连理论都搞不了了。

　　这样搞来搞去，搞得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一看这样不好，就说我们来双百吧，文艺上百花齐放，科技上百家争鸣，大家有话还是说出来嘛，不要怕。这下子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胆大的什么都敢说，连工农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都说出来了，结果毛主席很郁闷，写了篇文章，叫作《事情正在起变化》，后来又写了一篇，叫作《这是为什么？》。胆小的哆哆嗦嗦不敢说话，胆大的热情地鼓励说：说吧，说吧，天下是我们的！胆小的刚说一两句，结果“反右”开始了，大家都成了右派。所以不是毛主席搞阳谋，分明是胆大的搞阴谋，死了也有垫背的。当然，也有没说话就倒霉的，那是因为他上厕所没挑好时候。

　　反右完了又消停了。毛主席一看，文学中老年不说话了，那就让劳动人民说话吧，他们胆子大，说的话也不反动，于是就大跃进了。农村出了个王老九，知识分子这边郭沫若不甘示弱，写了个《百花齐放》，一百首诗，每首写一种花。郭老就因为写了这本集子，简历上又多了一条：园艺学家。当然，郭老懂的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叫他博物学家，就跟现在的百度差不多，啥都知道，啥都不准确。结果劳动人民一部分进城当了工人，一部分写诗成了王老九，还有一部分要干三部分人的活还得干得大跃进，后来中国就自然灾害了。这时候政策放松了点，知识分子开始出来写散文了，那些王老九们也就不再写诗，又回去种地了。情况就好了点。再然后就文革了。

　　文革的时候倒霉了很多文学中老年，很多知识分子，连周扬这种连战连捷的PK王都不行了。林彪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搞了十年，搞出了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平均起来一年还不到一个。一帮文学青年不会在地上演戏，只好在地下写诗，像食指、芒克、多多什么的，写“太阳像一个淫荡的新娘”，很黄很暴力，到了八十年代，就变成很文学了。还有三部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由于比起诗来不能引人联想，所以就不够黄不够暴力，以后当然也就不够文学。写《波动》的赵振开后来改名北岛，写诗去了。现在他好像又写小说，因为现在的小说比诗更黄更暴力，也就更文学。

　　文革以前那段时间文学史上叫十七年，有那么几部作品比较重要。长篇小说方面：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就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重要的里面还有更重要的：《红旗谱》说一帮农民想跟地主对着干而不得，这个时候来了个共产党，说：要暴力！农民们恍然大悟，于是开始打砸抢；《创业史》讲一帮农民不想跟地主对着干，这个时候出了个进步青年，说：要对着干！农民们没大明白，于是被说服教育；《林海雪原》讲一帮解放军想跟土匪对着干，因为解放军里啥人都有，土匪里面啥人都没有，于是就干成了；《青春之歌》讲一个女大学生想跟男朋友想怎么干怎么干，父母找的她觉得不靠谱，别人找上门来的她后来觉得不靠谱，她找的靠谱的结果牺牲了，最后她和一个共产党互相找，然后就成了。短篇小说出了个赵树理，把小说当曲艺写，写得农民很爱看，还能解决问题，后来解决不了问题了，小说写得再像曲艺也没用了。散文方面有杨朔秦牧刘白羽，刘白羽是个政论家，秦牧是个科普家，杨朔是个联想家。戏剧方面老舍写了个茶馆，现在还在演，就是把本子改了，一直没演全。诗歌方面有写个人的郭小川和写集体的贺敬之。郭小川在即将平反的前夜在蚊帐里抽烟，把自己给烧死了，贺敬之原来跟胡风混，一直不被赏识，后来找到了归属感，就比胡风混得好了。胡风那拨人叫“七月派”，诗不如“九叶派”好看，“九叶派”打头的是穆旦，这个人死于心脏病，诱发心脏病的原因是骨折，很像他写的诗的风格，真现代主义呀。

　　文革以后的文学叫新时期文学，严格地说到1989就完了，1989以后叫“后新时期”文学，“新”用完了，只能用“后”，这个“后新时期”是一帮教授吃饱喝足以后苦思冥想琢磨出来的。“新时期”文学就是打倒了四人帮，又请走了华主席之后，邓小平上台以后没怎么搞搞出来的文学。

　　“新时期”文学有这么一条线：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概括起来说，就是反思文革—反思十七年+文革—反思中国传统+十七年+文革—纯文学不反思；到了“后新时期”，就成了市场经济不文学更不反思。跟这条负线相对的还有条正线，就是改革—知青。

　　先说负线。伤痕文学重点是两篇：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前者是伤痕文学命名的直接来源，但凡这种命名，都是一上来当贬义用，后来就成正经名字了，后来的“朦胧诗”，外国的“印象派”，都是这样，这说明想要出头就得脸皮厚，得把骂街当绰号才行。刘心武还有一篇作品叫《醒来吧，弟弟！》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还是哥哥，现在只能算爷爷，研究比他还爷爷的《红楼梦》。

　　反思文学就是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李顺大就是新社会的祥子，后者想买车，前者想盖房，到最后都没能搞成。高晓声创作的更重要的形象是陈奂生，这个漏斗户主后来出了国，还坐了飞机。还有个张贤亮，就爱探讨灵肉冲突，写了篇《绿化树》，主人公看着《资本论》就像看见粮食一样。他后来与时俱进，搞了文化公司，还搞了铁凝，一下跃进到“后新时期”市场经济不文学更不反思的阶段。其实他之前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这样，里面净是“今夜陪你干个痛快”，“一晚上干了五次”，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遥相呼应。

　　韩少功写了《爸爸爸》《女女女》，在两个辈分之间显得游刃有余。阿城写了《棋王》《树王》《孩子王》，除这三王以外还写了《遍地风流》，《遍地风流》每段都很短，不是阿城决定的，是阿城的写作工具决定的，他是把烟盒拆开以后写的，想写长也没有地方。还有个李杭育写葛川江，就爱写“最后一个”，像《最后一个渔佬》，后来一文多发，被封杀了，等到解禁以后，由于不能像张贤亮一样与时俱进，发了也没人看，于是也成了“最后一个”。最近他因为打人被罚款判刑，某种意义上成了“第一个”，算是翻了身，扬眉吐气。

　　先锋文学前头还有个现代派文学，说来说去也只有两篇：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告诉我们大学生都是疯子；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告诉我们不仅大学生，连拾破烂的都是疯子。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分三个阶段：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中国的现代派是学习西方的现代派—中国的现代派是假的现代派。先锋文学要提这么七个人：马原的《虚构》，讲一个汉人跑到藏区跟麻风病人乱搞，写到写不下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说：其实我这都是编的，我把材料给你们看，你们都被我骗了吧，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所谓的不关心“写什么”，而关心“怎么写”；洪峰的《奔丧》写一个没心没肺的儿子，和加缪《局外人》有点像，先锋文学老爱拿父子关系说事，老爱拿自己当儿子，跟爸爸撒娇；残雪有点像卡夫卡，把一些恶心的意象拼到一起，代表作《山上的小屋》；苏童的风格作品就像他的作品《罂粟之家》，弥散着一股颓败、浮糜的抒情气氛；格非学博尔赫斯，特别喜欢棋和镜子，他的《褐色鸟群》号称是中国最难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可以粗劣地解释成一个记性不好的人和几个长得像的人的故事，他喜欢在事情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跳过不写，留个空缺，以《迷舟》为代表，现在格非当了清华中文系教授，不学西方了，改学中国传统了，写出来的东西就连习作都不如；余华的特征是冷酷到底，看着一家人自相残杀他可开心了，后来他变温情了，写的东西就越来越一般，卖得也越来越好；孙甘露写的小说都不像小说，人称“反小说”，像什么《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不但读信的人读不懂，女人猜不出，不读信的男人也搞不懂他要说什么。

　　先锋屁股后头有个新写实，是《钟山》杂志一手搞出来的，其实无非就是一些庸常的生活流。“新”字用完了，不知道再出花活，是不是又该有什么“后新写实”，还请我们的教授赶紧再去吃饱喝足然后冥思苦想吧。池莉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喊快感的，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说，就是《烦恼人生》因为《太阳出世》所以《不谈爱情》。方方有篇《风景》，除此以外好像没什么好说的，她不是“一本书作家”，她是“一篇文章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题目跟新写实完全相符，写来写去也都是《官场》《单位》那点破事，后来他写了《手机》，和崔永元的关系很不好，前两天又改名了，《我叫刘跃进》。

　　再说正线。改革文学张扬的是现代化，知青文学张扬的是上山下乡真伟大。前者有个蒋子龙，虽然姓很反动，作品不反动，描写了一个重返工作岗位的老厂长如何既抓生产又抓爱情的故事。后者有个梁晓声，跟高晓声不是一回事，那个高晓声跟高晓松也不是一回事，大家千万不要弄混。梁晓声的代表作就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讲一群知青如何征服一片大沼泽，征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不管不顾地死人，《今夜有暴风雪》也是，热爱进步的好青年被活活冻死了，看到这里，我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豪情油然而生。知青文学还有个张承志，他是“红卫兵”一词的首创者，一方面感念蒙古人民的博爱与伟大，写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一方面感念大河涛涛，写了《北方的河》，比梁晓声还理想主义。现在梁晓声跑到北京语言大学当教授去了，张承志还在追逐理想跑啊跑。

　　还有几个作家很难归类。王安忆的特点就是每次文学思潮都赶不上引领风气之先，可总能搭上末班车，像《小鲍庄》之于寻根文学就是这样。她更有名的是写性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还有《长恨歌》，电影拍得比小说还糟糕。莫言学马尔克斯，语词像恐怖主义自杀性袭击的炸弹一样随处爆炸，有时像是胡说八道，比如《生死疲劳》里驴啊猪啊不停转世什么的，也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以算是知青文学，不过他的腿有残疾，不大好出门体验生活，于是就在屋里冥想，写的东西也越来越玄。像《命若琴弦》，写一个老瞎子弹断1000根琴弦，发现还没有复明，就跟小瞎子说：要弹断1200根！要是后来还有个小小瞎子，大概要弹断1400根……所以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复习等差数列。不过……要是瞎子日后无穷多，那他岂不光顾着弹琴，没工夫吃饭睡觉和讨饭吃了么？当然，不管怎么说，援引张颐武老师的说法，史铁生在残疾文学领域还是头把交椅，和张海迪合称双璧。还有个贾平凹，乡下文人自恋气息很浓，据说当时他把退的稿都贴在墙上，发誓一定要写出个人样来，后来就写出了《废都》这样的不朽名著，然后很快被禁掉，全便宜了盗版书商。比起贾平凹来，路遥就要老实得多，他的《平凡的世界》三部比《废都》还要不朽，就是没有人看，结果穷死了。最后说说王蒙，新时期以前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秦兆阳改成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很不满意，然后就被批判了。新时期以后他成了“重放的鲜花”，写了《XX的季节》这样索然无味的东西，《当代》最后都不发了，怕读者提抗议。他的“发明”是把西方的意识流加上逻辑，变成所谓“东方意识流”，像什么《蝴蝶》啊、《夜的眼》啊、《春之声》啊，都是。后来王蒙改玩幽默，开出了像《球星奇遇记》这样的奇葩，王氏幽默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大好笑。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活动变人形》，大家要记住有个主人公叫倪吾诚。稍带脚提一句陈忠实的《白鹿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扔硬币，扔来扔去，还是村里的刘备和诸葛亮说了算。

　　小说之外谈谈诗，主要是新诗潮和后新诗潮。“新”指的是舒婷、顾城和北岛，一个写老水车与老橡树，一个写童话写得杀妻自杀，一个写墓志铭和我不相信。起先别人看不懂，只有三个人说好：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谢冕是洪子诚的师兄，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之伯”，他在转书摊的时候发现了《今天》，特别激动，大力推荐。说好的三个人分别写了文章，都有“崛起”二字，史称“三个崛起”。中央很生气，后果很不严重，孙绍振和徐敬亚好歹还写了篇检查，谢冕坚持不认错。伯伯就是不一样，能扼住命运的咽喉，现在多牛啊，到处吃饭检验饭菜性价比。北岛他们出名没多久，就有一帮文学小青年叫嚣着“PASS 朦胧诗，打倒北岛”，像什么于坚、韩东之流，就冒出头来了。于坚、韩东是口语化写作，像韩东写大雁塔，有的人上去有的人下来，跟赵丽华阿姨烤馅饼差不多，只不过那时候没有网民，不会调侃“我也会写诗/因为/我会/用/回车/键”。根据崔永元的回忆，那个时候遍地都是诗人，他也不例外，只要看到他走在路上，眉头紧锁，一脸忧郁，那准是在构思一首新诗。

　　散文和戏剧没什么好说的。散文基本大家都会写，写了也没人看，除了余秋雨大师夹杂着常识错误的大文化散文以外，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名家。戏剧有个孟京辉，只是看戏需要花钱买票，成本较高，《先锋戏剧档案》收录的东西又太少，远不能解渴，所以更像是种文化消费，谈不到研究层面上。

　　既不准确、又不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致如此。20分钟的时间，足够看看我们这帮当代文学的研究生面对着一堆什么样的东西。可悲的是，正在发生的比起已经发生过的，更加惨不忍睹。幸好，我们还在坚忍地活着；面对我们，没有人可以随意言及轻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纯 2008年1月1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