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时间无多，我讲三点。

　　第一，这次会议，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与会者普遍不太想说话，至少，说话的欲望不强，一天的会议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是主动发言的，都是被主持人点名之后才说的，很被动，这是在以前的诸多会议上所未曾发生过的。中午吃饭的时候，和王尧教授聊天，也都觉得下午的会议，不知该说些什么，又好像没什么好说的。我想，这个说话本身的难题值得讨论。不想说话，一种可能是真的没什么可说，另一种可能是大家对自己的话是否还能影响人，是否还有说的价值，表示怀疑。一旦有了这种自我怀疑，在会议上选择沉默，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也证明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严肃，真正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内心，因此，谁都不愿意重复那些陈词滥调，都想发出一些真实的声音。刚才南帆老师的发言，也提到了沉默，好像大家越来越忽视对话的重要性，尤其藐视自己微弱的声音，总以为微弱的声音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姿态。真正的对话，必然要承认、重视那些渺小的声音，就像巴赫金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正是他禀赋了倾听时代对话的才能， “他不只是聆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不论它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听那微弱的声音和观念。”可能我们真的需要反省，当我们习惯性地倾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之时，可能并没有重视那些“微弱的声音和观念”对当下社会的意义。包括我们自己的声音，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许许多多渺小声音所构成的，有没可能是一种大声音呢？有可能。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努力地发出声音，不忽视任何声音可能产生的意义。而在我看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最微弱的声音，就是内心的声音了，它是那么的渺小，无力，但内心的声音，正是大声音，需要得到重视。

　　第二，我留意到大家发言的时候，似乎都在想象一个写作的黄金时代。因为对这个时代不满意，觉得有缺憾，于是，就幻想出一个更好的黄金时代，总以为有一天我们会去到那里。但我觉得，就写作而言，并不存在黄金时代，或者说，真正的黄金时代只能是当下——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在。假如我们现在不能写，就永远不能写。过去，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不能写作的原因推委给时代，喜欢用“总有一天……”的口吻来谈论事情，事实上，梦想中的黄金时代永远都不会到来。曹雪芹、鲁迅等人，又何曾在黄金时代里写作？即便我们经常怀念的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就真的是写作的黄金时代么？置身其中的人都知道，它同样有很多问题存在。因此，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要学习勇敢对面对现在，哪怕现在是那么不堪、破败，令人无话可说，面对它，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作处境——而此在的真实，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感受。

第三，当作家、批评家面对今天的现实发言，普遍觉得难以找到介入现实的切入口，有一种被现实抛弃的失败感和焦虑感。文学批评的处境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学术秩序里，学术的表达是强势，相反，文学批评已经退居到了很次要的地位。假如我们愿意对此作一个必要的区分，把学术表达、文学史写作，和更具现场感和话语活力的文学批评分开，重新正视文学批评之于垂死的理论界的意义，这种失败感和焦虑感是不是就会少一些？也许吧。为何我们总是焦虑？无非是我们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力，还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面对强大的现实，以及更加强大的拒斥文学的力量，文学被挤压，无从进攻了，一些人就觉得文学无用了，他这样想，又怎能不焦虑？但我们是否想过，许多时候，文学也需要退守？五四以来，文学一直对现实采取进攻的态度，到今天，我觉得可以考虑退了，因为退守有时也是一种进攻，正如创新有时也可表现为一种创旧一样。我想起自己最近的一些阅读感受，好像喜欢往回读东西，甚至喜欢读很多传统的东西，这种回退，未必是坏事。我记得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也说到了大踏步地后退。为何要说起退？其实就是要强调有所守。刚才陈晓明先生也说到，假如内心里只有破坏的欲望，而没有友爱、仁慈，总是一种缺憾。没有友爱，其实就是没有守。我是一直相信，人类的精神和文学，都是有一个常道的。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如何会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地崇尚变道，又如何能看出这个时代的匮乏？因此，我觉得，处于这样一个价值破败的时代，肯定比否定更重要，常道比变道更重要，当然，建设也比破坏更重要。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点感受，谢谢大家！

　　这是11月15日在“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温州）上的发言，编辑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