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81岁王蒙首次获奖

　　今日下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结果揭晓：王蒙的《这边风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李佩甫的《生命册》五部长篇佳作最终胜出。

　　在这五部作品中，《这边风景》是著名作家王蒙在80岁高龄时完成的新作。王蒙曾在1986年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起至1989年，任文化部部长。这是王蒙第一次获茅盾文学奖。

　　而此前，进入提名的作品还有林白的《北去来辞》、红柯的《喀拉布风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范稳的《吾血吾土》和阎真的《活着之上》，但最终落选。

　　五位获奖作家作品一览：

　　王蒙《这边风景》： 没有去新疆的16年， 就没有现在的王蒙 

　　一份尘封数十年的手稿让79岁的王蒙回头打量39岁的自己，也让他思考在新疆度过的16年时光。他觉得今天的作家王蒙与那16年大有渊源。

　　“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玩耍）！’”他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79岁的王蒙这样评价《这边风景》的发表和出版。7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当时王蒙正在新疆伊犁一个大队挂职当副大队长，劳动锻炼。2012年，王蒙的儿子王山与儿媳刘颋打扫北京的旧屋，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尘封三十多年的手稿，送给父亲。王蒙重读旧稿，百感交集，"好比是79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

    小说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它是对上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政治运动再严酷，生活仍然在继续，能够消解‘左’的政治和‘假大空’，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不可摧毁。”王蒙说。

    2013年是王蒙“重要的大年”。《这边风景》出版之外，他还再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0月，在新书《王蒙 八十自述》发布会上，他告诉读者，自己再婚了，妻子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

    与王蒙相伴60年的崔瑞芳去年3月去世。一年多之后，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遇到了新的爱情。王蒙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直接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新的爱情来了。在散文《明年我将衰老》中他写道：

    “我跟三娅女士见面的第一分钟我就觉得就是她，有一种被秒杀的感觉——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格非《春尽江南》：春有尽，诗无涯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春尽江南》将视角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幅度则长达二十年。小说通过描写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广泛透视了个体在剧变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度切中了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原本枯燥、晦涩的现代小说道德困境、嬗变，经他用《一千零一夜》里巴格达的金币、《铁跳蚤》中跳蚤靴子上的铆钉以及各种口味的故事细节稍加烹调，变得精彩动人、浓郁而不失层次感。

    仍是“桃花源”（花家舍）的延续，但相比《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不少读者发现《春尽江南》里“梦”的比重明显少了许多，文字风格和叙事节奏上也不同于前两部的诗意。对于这种风格的断裂，格非觉得，当所有的老板都在谈乌托邦，且沦为私人会所之类的“布尔乔亚趣味”时，他对花家舍就已经失去兴趣。这次他选择直白地呈现出“肮脏的、乌糟的社会”，因为粉饰这个社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也寄望于每一个读者透过《春尽江南》审视自己“但非常多的人给我写信，说你没有给我们指出出路，还有很多人在网上骂我，搞得我也很难受。”说这话时，头发花白的格非显得委屈。因为在新作结尾，他试图用一首诗与这个世界达成一定意义上的和解，并借小说中的人物传递出他的救赎之道：“只有做一个简单、朴素的人才是合乎道德的。”

　　金宇澄《繁花》：上令下行、高度一致风气破坏创作个性

　　华语文学年度小说家奖的授奖词评价金宇澄的文字：缓慢、谦恭，如同一次漫长的等待……经他的讲述，一衣一饭的琐屑，皆有了情致，市井与俗世的庸常，亦隐含着意义。在刚刚公布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中，金宇澄的《繁花》再度折桂，让这匹当年的文学黑马再次闯入了人们的视线。约访金宇澄的地点，定在作协楼下的一处小咖啡馆，上海的午后，阳光穿透树叶剖白而下，他穿一件深蓝衬衫从单位楼上下来，见了咖啡馆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能打一句招呼。

　　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下来，他谈到创作《繁花》的历程、谈到当年下乡东北的种种奇遇、也谈到了对现下文学创作的看法……“我想写小百姓、写一些有趣、边缘、市民阶层的故事”金宇澄这样定义自己的《繁花》，一个老男人带点懒洋洋的闲看社会百态。临别，他很热情的推荐了附近的一家冷面小饭馆儿，拿起桌上的圆珠笔，熟门熟路的画一张简易地图：“沿着这条路有个天桥，这是陕西路、这是威海路……”人行道、交通灯一应俱全，一如《繁花》那些手绘插图，地地道道上海味道……。

    苏童《黄雀记》：一场无望的逃离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不太平。苏童笔下逃亡者的结局无一例外都以失望和失败告终。他们做着逃出升天的美梦，却掉进了永不可得的宿命，逃亡只是将新的希望变为绝望……

    《黄雀记》之名，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暗喻了《黄雀记》中的主要情节的交错复杂与命中注定。它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通过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或者说这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

    苏童的作品既是迷人的，同时又令人感到不安。多年来，他已经习惯用少年、暴力、女性、历史、现实、宿命等小说元素，去探索一些人性中最为隐秘的状态和心灵上最为焦灼的时刻，创作出独特、诡艳又令人惊讶的小说文本。在阅读其长篇新作《黄雀记》的过程中，我再次为那种奇妙艳异的想象力、深刻内省的主题和巨大的小说张力所叹服。这部小说，以祖父丢魂始，以白小姐离开小镇终，贯穿着苏童所迷恋的"逃"的动作。“逃”是生存的困境，同时也是回避和搁置困境的方式，一如他本人所言，“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他的人生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

　　李佩甫《生命册》：揭开当代中国在时代与土地变迁中的生命真谛

　　《生命册》是李佩甫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巅峰之作。作品主人公“我”，是一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他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不偏执，不轻狂，有着一切自省者的特点和带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人物，所以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从“我”的视点出发，串联起了“骆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从一个个典型的人物身上，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纷纷扰扰的世界，看到中原大地上五十年来生长着的苦难和血泪，这是展示，是审视，是推敲，也是追问。

　　《生命册》约38万字，采用放射性结构方式，从一风、一尘、一树、一花写起，书写了整个平原上的各种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及一个村庄五十年的生存状况，可以说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它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中国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产生裂变过程。在无奈和悲凉中，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蕴藏着一个个生命的真谛。

   【延伸阅读：茅盾文学奖背景介绍】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工作于今年3月15日启动，4月30日结束。经审核，初步认定共有252部作品符合参评条件。不少往届“茅奖”得主有新作参加评选，如贾平凹的《古炉》和《老生》、刘醒龙的《蟠虺》、王安忆的《天香》、刘心武的《飘窗》等，但未能入围提名作品。这些候选作品的落选，或可见茅奖力推“新人”的用心。

　　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透露，纪律监察组对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全过程进行监督，并在评奖过程中设置了公证程序，“这些举措都旨在改进文学评奖，不断探索文学评奖中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使评奖工作有一个好的过程、好的结果。”

　　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著名作家茅盾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自1982年开评至今，已逾30载。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由李敬泽、阎晶明出任，主任则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任，不过根据最新修订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评奖委员会主任主持评奖工作，不参与投票。

　　迄今为止，张洁是唯一获得过两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分别是第二届的《沉重的翅膀》和第六届的《无字》。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要求规定同一作者不宜连届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