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乐黛云：人生选择终不悔 文化传承开新章

　　初夏时分，在北大培文总裁高秀芹博士和朱竞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北京大学朗润园乐黛云先生家中访问。得益于高总和乐先生亲人般的情谊，乐先生敞开心扉，透露了不少汤一介先生和她的生活细节，让我们在享受他们的学问滋养同时，更感知了他们的真实人生。以下为访谈实录，略有整理，以飨读者。

　　翊轩：乐先生您好，您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的时候一个演讲，提到了一生有三个最重要的选择：从事教师职业，选择了兴趣所在的文学专业，再一个是跟汤先生结缘，还谈到了您的性格，跟汤老是一静一动。

　　您的性格、兴趣还有职业，在60多年教学生涯里就像您现在保持的这种状态，一直给人感觉是很积极很阳光，很正能量的。想请您谈谈，从进入到北大教学以来大概您碰到了一些什么事情，您的性格在这些结点上有什么体现，有点趣味性的，让大家从比较贴近生活的层面多了解一下。

　　“好”为人师  曾因退休失去学生哭鼻子

　　乐黛云：其实北大百年纪念的时候正好我80岁，80岁也是人生一个阶段，想想自己一辈子到底活得怎么样，对自己满意不满意。我想了想，还是很满意的，就像我讲到我头一个选择教师的职业，到现在一直还是很热爱教师这个职业的。

　　我今年84岁了，70岁退休的时候，和教师这个职业告别了，再也没有学生了，最难过的是你不能招新的学生了，那时候规定教师到了退休以后不能再招博士生，也不能再招硕士生，因为得把名额留给更加年轻的老师，那时候心里挺难过的，永远告别了教师生涯。

　　还是季羡林先生开导了我。季羡林先生就住在我现在住的这儿，那时我住在楼上。他说你有什么可悲哀的，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现在应该说人生七十刚开始，季老说：“我这一辈子过去老是做行政工作，为大家服务做的多，学问做的少，我的新学问是从70岁以后才开始做的”。他写《糖史》，每天上午去图书馆，那些资料很难找，从印度、斯里兰卡这些地方寻找制糖的历史。他说，我从70多岁开始做《糖史》，而且我做的很有劲，觉得每天生活很充实，你也可以再开始新的阶段，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啊。

　　我很受鼓舞，到了70岁是该结束一个阶段了，我还想再开辟一个新的阶段，人的生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的。后来正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要开展比较文学的研究，他们要招博士生，可是没导师，所以他们让我到那儿去。我倒也不在乎钱，人家以为我在那儿赚多少钱，其实只是1200块钱一个月，我累计给他们带了八个博士生，博士生们一年最多的时候是四个，有的毕业了，有的出国了。到现在为止，八个博士生已经六个毕业了，还有两个今年毕业。

　　我觉得我这一点很庆幸，因为我一直有这个理想，过去中西比较文学应该是中西都很重要的，哪边也不能偏废，而且外语很重要，我过去招生一直在中文系，我非常想招一点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要花大力气搞外语，搞比较文学不懂外语是不行的。

　　因为你不能和外国人对答如流，特别是对话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很想表达给他听，可是你讲的不彻底，讲的不地道，人家听的只有你的70%，有时候根本讲不出来。我想招一批外语很好的，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搞外语的人，专门来搞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这样的，所以北外一请我，正中下怀，那好啊，我就去了。

　　在那边做了十多年了，也帮他们建立比较文学专业做一点事，特别是跟学生经常接触。跟我来往最密切的就是我在北外带的第一届的学生，他们年轻，比如张锦，又年轻又能干又活泼充满正能量，很能照顾我，现在分到《外国文学评论》杂志。

　　我这个教师的职业选的对，而且坚持到最后，一直到现在还有学生，而且过去的学生也经常来看看我。选择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一个青春的职业，永远保持青春，这一点我还是觉得自己选择很对的。

　　不悔的人生选择之二：文学

　　第二条，一生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一个人的生活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谋生。为了谋生，要做很多事情来养活儿女支持自己的生活，这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读书也好，弹琴也好，你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一个人的时间可以划分成三个八小时，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做一点琐琐碎碎的、喜欢或不喜欢事情，有很多人很不幸，把后面的两个八小时分的很开，他为谋生，必须去做很多他不喜欢做的事，我看有些人做股票一天到晚盯着股票涨跌，我觉得非常辛苦，特别紧张。买了以后，又会觉得我买那个更赚的就好了，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太辛苦。但不管怎样，你得要有一个谋生手段。

　　谋生手段如果跟你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最好不过了，我觉得我选择了文学虽然很辛苦，文学其实挣不了钱的，我一辈子没有房子，没有买过房子，现在年轻人一说要买房子，我说租房子也可以啊，我一辈子没有房子，都是租人家的房子住，住学校的房子，我没有什么负担。

　　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后两部分是重叠的，教学我是喜欢的，是我想做的，文学也是我想做的，写点东西，以前还写写诗，现在不写了，老了没有那个写诗的热情，现在弹弹琴，生活很协调。我觉得我这个选择也是很对的。

　　不悔的人生选择之三：伴侣

　　第三条，我老伴儿更不用说了，他对我一直非常好。可是我们两个人，开始人家警告过我，我们性格并不相同。历史系的田余庆教授，那时候住在红楼的三楼，单身教师或者刚结婚的教师住的，他爱人叫李克珍，那时候在图书馆专修科学学习，我跟她很要好，老大姐似的。我那时候大学四年级，谈恋爱，说实在的我比较活泼，追我的人挺多，追老汤的人也不少。

　　当时跟我比较接近的男性有三四个人，到底怎么选择？我找到李克珍，我的顾问，问她到底选谁好。父母都不在身边，除了李克珍，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可以咨询。我就找到李克珍，她帮我分析了一下，她认为有的人很活泼，如正在教我骑车的、哲学系的那位，很会讨人欢心，教我骑车尽心尽意，而且非常体贴。我觉得他对人很好，他也是学哲学的，本身不像老汤那么沉默寡言，老汤不会说很多温言软语，讨好人的事他很少作，基本上不太说话，也不会跟你表白一些什么意思。但和他在一起有时候觉得很高兴，虽然没有跟那个教我骑车的人在一起时那么随便、那么丰富，生活那么多样化，他喜欢跳舞又喜欢看电影什么的，老汤都不喜欢，而且我跳舞他很不高兴，不喜欢我去跳舞。为这个事情吵架的时候也有，我跳舞他不高兴。他也不会表白，说一些好听的话。

　　我记得他第一次向我表白好像要托以终身的情景很特别。现在，表白感情要单膝下跪送上一个金刚钻之类，我很不喜欢这一套，现在不喜欢，过去也从来没有喜欢过，矫揉造作。

　　老汤第一次对我表白挺有意思，当时就打动了我，那时我们一起去南苑劳动，我三年级，他四年级，劳动很累，在那儿插秧种稻子，休息的时候那边有一小片草地，大家累得动不了，一下子躺在那个草地上，吃完饭再也不想动了。休息一个小时。那时候我穿的是一条工裤，他摘了几棵小草放到我工裤前面的口袋里面，说：我把自己交给你了！就这么一句话，也挺有诗意的，我说：那好吧。我就这样同意了。

　　翊轩：就摘了几棵小草还不是野花？

　　乐黛云：不是，躺在草地上手边揪了两根野草，我说好吧，明白他的意思。从那时候跟他开始好了。

　　翊轩：教你骑自行车那个人很难过吧？

　　乐黛云：我把好几个人惹得很伤心了，以前还有一个朋友，很密切的，他是地下党，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做地下工作，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单线，我的上线。那时候我们住在四院，在四院的时候旁边是五院，即北大印刷厂。我们那时候做的工作是什么？校对地下刊物，我还校对过解放军进城的告示这些东西。还有校对过王孝庭——（后来的北大的宣传部长，现在退休了）的一本书。他是地下党员，曾偷渡到解放区，观察了解放区很多事情，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大江流日夜》，题词就是：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非常动人。那本书是我们两人校对的。必须两个人，一个人是不行的，拿着手电，月光底下也很浪漫，我们在四院的小树林子里面校对，一整夜校对完毕这本书。我的这位“上线”也是很伤心的。他毕业以后，离开北京，到山东去了，调到《大众日报》，一直不通音信。比较会说话教我学骑车那个比较活泼的人，过了一阵他也好了，没事。就是感情比较浅，不是特别深的那种。

　　翊轩：您还是选汤先生选对了。

　　乐黛云：李克珍说他们三个人你选老汤就对了，我说性格不太一致，我这个人比较爱动爱唱歌爱跳舞爱玩，他又不唱歌又不跳舞又不爱玩，可是他喜欢音乐，他古典音乐的修养和爱好是非常深的，而且很喜欢。她说你不要看表面，两个人性格不同会互补，如果两个人性格都很同的反而处不好，她的经验是这样的。两个人都很急脾气的急的碰急的到时候就吵起来了。

　　的确我跟老汤从来不吵架的，小刘在我们家20多年，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吵过一回架，不高兴的时候是有的，顶两句嘴是有的，但是从来真正说像一般人吵架那样，从来没有。我真的急了他就让我，他就不急了；他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一直非常坚持想做的，那我看到他坚持的挺厉害也就妥协了。

　　特别是跳舞这件事，我们结婚后住在燕南园，旁边是个大饭厅，每到节日礼拜六音乐很响的，整个燕南园都听得见，我就是想跳舞，他就是不让我去，为这个事常常有一些不高兴。有时候他也放我去一、两次，但不能经常去，去多了他不高兴。我也收敛一点，过节什么的才去一两次。相处得很好（大笑）。

　　我对年轻人经常跟他们讲千万不要用那种“相亲”的方式，我是最不赞同的，相亲就是谈生意，你有什么条件，大学毕业家里有房子没有有车没有，父母一个月赚多少钱，这是先决条件，如果不到这个条件免谈。我说这样你怎么能选出好人来呢，你是选条件，不是选这个人的人品。两个人相好最根本的是感情，如果没有感情的话再好的条件也没用，好条件一个比一个好，你怎么选？还是真正心对心的感情才有可能相处好。

　　李克珍给我打气，她说你选汤一介就是选对了，她跟田余庆也是很好的，从来没吵过架的，谦谦君子。（他的书《东晋门阀制度》，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田余庆的学问了得，望尘莫及，我做学问比较表面一点，他们都做得非常深，考据、注释，都十分完美。

　　三个追求、三个选择，我觉得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自己85年的思考，可以说都是对的。

　　文化传承的忧虑和批判以及对下一代的寄托和希望

　　翊轩：下面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讲到了要了解下一代才能做好传承的基础，当然不管是比如您做的学问传承、文化的传承包括做人做事的传承，我觉得可能现在年轻人像您说的，我看法比较悲观，像文学里说的垮掉的一代。

　　您这么多年观察学生，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比如90年代、80年代或者更早的有什么区别吗？

　　乐黛云：这是一个时代潮流，有很大的问题，我现在编《跨文化对话》刊物，下一期有一个专栏就是讲人类从印刷媒体转入到数码媒体，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对人的思想性格的影响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种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绝不是哪个个人能够解决的。

　　费孝通先生以前就跟我说过一个话，很深刻的，那时候我们去大连，在海边聊天，费先生很担忧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的数码文本慢慢越来越多，即将代替印刷文本，这里最大的危机是我们的下一代，现在的90后或00后，我的孙子辈那一代，他们不是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下面生活的，不是在我们对他们的传承影响下面生活的，他们主要的生活是在电脑上、在横向媒体交叉的非常复杂的影响下面生活的，他们在里面成长，在数码的文体里面成长，电脑、游戏各种跟人的交往，微信，影响特别特别大，那是父母不可能比的。

　　费孝通先生当时最忧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面纵向的传承很难继续，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尊重祖先培养优秀的后代，这点能不能继续下去呢？培养优秀的后代， 父母能起多大的作用，现在很难说，因为是横向的培养而不是纵向继承的，这是他担心的大问题。

　　的确是这样，我们很难影响下一代，我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这是费先生所说的，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最新的一代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未来也是很迷茫的。再过十年二十年是他们执政，他们当权，他们会怎么来领导这个国家，会怎么来带领人民向前走，现在我们很迷茫，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也就没有什么很确切的想法。

　　在大连海边因为谈的很深，老汤也在，就三四个人在一起，这个问题我印象非常非常深，一直在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对于下面这一代也不是说完全失望，我不是那种悲观的人，青年没有前途孩子没有前途，整个人类也没有前途，很多人是这么看的，因为地球水的问题解决不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解决不了，最后当然就是崩溃。最近看到网上还说人类已经有过六次大崩溃，如恐龙灭亡等等。六次都是全部毁灭慢慢又重生。我不知道对不对，也没有经过太多的证实，但是考古可以证实一部分。

　　我们生活在现代，要活下去，而且要尽量让子孙后代能活得好，活得正当，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很多农民很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受教育，全民都是这样的，农民再穷倾家荡产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也不一定是为了以后望子成龙或者单纯图子女报恩，主要是让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好人。生了这么多孩子在世上，总要让他们成为好人，不要成为坏人，成为危害社会的人，我接触很多农民都是这样，我们家小刘也是这样，最根本的这一条让孩子成为好人。

　　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文化的根就在这儿，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传承下去的。我从来对二十四孝很有非议，鲁迅早就批判过了。

　　翊轩：前一阵子文化书院的江力老师还专门跟我说过，他跟李中华老师去看宗璞先生，那个小区里浮雕了整个二十四孝，很看不惯。之前孔庆东老师也写过相关文章，包括后来出了新的二十四孝。从五四以来大家批判性的比较多。

　　我之前访问楼宇烈先生，他的意思对传统的传承也好继承也好，要抓住它的精神而不是模仿它的行为，如卧冰求鲤，要看到他的孝心而不是要感动天地，真的蹦出一条鱼来！楼先生说得相对比较稳妥一点。

　　现在习总提弘扬中华传统复兴文化，在操作层面，推行的的时候往往是没有分析的，包括读《三字经》《弟子规》，单纯文本来说没有什么，你要考察它的时代背景，跟那时候很多年前央视春节晚会上唱样板戏一样，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觉得不堪忍受。不管它的艺术性有多高，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马上联想到那个时代不堪回首，再好也不能让它再传播，有很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现在很多学者一个是很着急，再一个很热切呼吁。您对这些也是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吗？

　　乐黛云：应该好好再学一下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不要老是强调孩子要报恩！孩子对父母主要是爱，而不是去报恩。现在很有点走样了。而且父母对于孩子也太娇惯，独生子女要什么有什么，他就不懂得稼穑之艰难，这也有很大问题。00后和90后好像比80后的还好一点，他们虽然是在网络里面成长，可是有时候会想想这些问题。

　　翊轩：00后可能现在年龄比较小，还脱离不了父母的扶持，反而还能听一些父母的话，纵向的教育还能吸取一点。90后基本20多岁了，如果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就管不了了，他干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乐黛云：我倒不完全悲观，我觉得也有很多非常可贵的，现在的学生里面，像培文做的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评奖，选拔出来很不错的孩子。训练年轻一代写作、表达、演讲的能力。

　　我对年轻人还是充满希望的，他们很能创业，不过这个创业不知道怎样。我觉得年轻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道理，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也有他们自己遭遇到的挫折或者教训，只要他这个人品质是好的，像中国农民培养的是好人，不会做坏事，有良心，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传统。倒是也可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

　　颂圣文化很可怕  为大义就要敢于“称君之恶”

　　翊轩：刚才说到了传统的对《弟子规》《三字经》这种大众层面都能接触到的，都能知道一点这个东西，传承好不好会有一些讨论。您书里还提到颂圣文化的问题。

　　乐黛云：这个颂圣文化最近是资中筠提出来的，她讲一些真心的话，一些自己的思考。所谓颂圣文化就是不管对与北大，总是说领导是好的，不断歌颂他，我们普通老百姓就说抬轿子，领导说10，你加上1，比他过一点，以为可以讨他的好。

　　这一点汤老师是最反对的，2000年，他写过一篇谈钱理群的文章，提到中国有一句古话，意思是皇帝所喜欢的应该是经常提醒他的缺点的人。他引了郭店竹简《鲁穆公问子思》所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称君之恶”就是敢于说人君的缺点。他敢于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捍卫国家，捍卫至大至刚的“义”，显示了子思“欲辅君以善、避君之恶”的愿望。

　　又如齐王有一个宠臣，齐王对晏婴说我这个臣子特别好，我说什么他能理解而且能发挥我的思想，这样的人在我身边我最高兴。可是晏婴跟他讲，这样的人其实是小人，你说什么他说什么，他把你说的更加再加一点尺寸，那有什么用呢？一个贤王，他喜欢的应该是说他缺点的人，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这一点汤先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资中筠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老是抬轿子很糟糕，可是有时不抬轿子也不行。

　　我们中国也有中国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中性的，可以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可以是中国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应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比如热爱和平，趋利避害，希望过比较好的生活等等，这就是普世的，不只是自由民主才叫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是西方提出来的，对我们有用的我们可以吸收，没有用我们可以去掉。人类有共同的普世价值，中国也可以提出来自己的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也可能是对全世界有效的。

　　作为领导者应该喜欢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你只有听不同的意见以后才能提高，如果别人老说你的意见对，老给你的意见加油加醋，还不是跟你的意见一样？你有什么提高呢？颂圣文化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过去金銮殿上“圣上英明、臣罪当诛”的说法十分普遍。

　　翊轩：您提到，现在大众化的媒体可能强调的也特别多，西方物质不行，只有中国的东方的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包括很多人追捧的南怀瑾的那些东西，好像给人的感觉中国古代文化能拯救世界了，虽然过去了，曾经被鸦片战争打败过，现在来看它是最好的。很多人立论找这个例子，到处建孔子塑像，中国的孔子学院开到世界多少地方。

　　就像您说的，它是一种多元的，我是一元你是一元，大家可以交流，中国好像也没有这种传统一定要统治你怎么怎么样，现在这些人的思想不知道哪儿来的，觉得你说中国不好那不行，中国早都有了，阿Q一样，这早就有了，这有啥？现在很多人翻过去，中国应该重新再有一次五四，有一次思想启蒙。现在网络时代科技、经济、信息发达以后流通了，横向流动太广泛了，这种像您说的，这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一百年，大家已经忘掉那个是干什么的了，现在又重新回到孤家寡人固步自封，还是那种状态。

　　乐黛云：还是颂圣文化，颂圣文化怎么都打不倒。

　　跨文化对话在当前的意义

　　翊轩：乐老师在北大开创的比较所成立已经30年，比较文学专业的成立，包括在中国的学科制度的建立，您现在怎么看比较文学这个学科？

　　乐黛云：比较文学不光是文学，还有比较文化，实际是一个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对话，我们一直想建立的是跨文化对话。一开始的理想就是这样：世界不是单元的，也不是像美国那样一家独大。意图用单边统治来覆盖全世界文化，是很难做到的。美国希望它的自由民主文化遍及全世界，用单边统治来增加自己的实力，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的做法始终不成功。软实力也好，巧实力也好，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为什么叫“实力”？就是用实在的力量来压服你、征服你、颠覆你原有的文化，使其为美国文化所同化。他们用过硬的一手，如伊拉克战争，结果怎样？自由民主并没有实现，反而可以说更糟了。它也用过软的一手，如埃及这些地方的颜色革命，也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他们用美国文化全面覆盖的目的。

　　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多元的，共同交流的文化，当然也有相对不正确的一面。过去，外国和中国有夷夏之辩，华夏文化是主要的中心，别的文化都是次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但主流还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夷夏之间可以变化可以沟通，用夷变夏的事也是有的。而且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中原失礼，也可以到外国去找，“礼失而求诸野”。中国一向比较开放，提倡天下为公，提倡夷夏共生，当然有一个主导。

　　公元前六百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四大文化共同平行发展，到了今天四大文化仍然存在，还是主流。因为他们人最多，历史最悠久，而且涉及的面最广泛，影响最大。将来还是如此。这里有一个主导和非主导的分别，不是独大的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单边统治的，以一种文化覆盖其它文化，而是多元共生。

　　最近，习总提出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两个共同体，我觉得这正是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共同目标和根本方向。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各种文化都能存留而且能够互相渗透互动，互相交流对话，通过对话，促进世界发展。同时，包括多元的不同学科也要相通。人和自然也是这样，人能把人和自然结合在一起，“天即人，人即天”，交相为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最根本的追求就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体，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多元共存。

　　过去我们从事的跨文化对话比较偏重文学一些，还没有更广泛地展开，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可以让它在这两个共同体的追求中起到应起的作用，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文学归根到底要关涉人类的灵魂

　　翊轩：稍微狭窄一点，说一下文学，我看您的书里有一篇跟余华的对话，讲到文学应该是对人的精神世界有提升的，起码不是那种庸俗的附庸风雅或者无病呻吟，它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您举的例子唐诗这些很经典的传承。现代感觉到可能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一定触动和影响的文学作品好像不是很容易能够看到，这种情况您有什么看法？

　　乐黛云：文学嘛，最根本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类灵魂的沟通，最近出了汪国真的诗，写得还是非常好，新华出版社的刘志宏给我拿了一本他们最近出版的，我认为里面的诗现在念起来还是非常动人，而且可以帮助你的精神境界有所提高。文学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文学。文学决不是象牙塔里无病呻吟的东西！也不是风花雪月的个人灵魂的避难所！

　　翊轩：90年代那会儿汪国真的诗特别流行，像普通话演讲比赛，可能有2/3的学生念诗，几乎全是汪国真的，偶尔有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一类的。

　　乐黛云：汪国真非常了不起，刚58岁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翊轩：曾经特别火，所有的中学生都抄他的诗。现在流行渠道不一样了，90年代大学生全是这种，那会儿80年代末，席慕容的诗最流行，90年代基本全是她的了。当时年轻人临别的时候互相写信都要写上诗，但是这个时代没有很多人读诗了，用诗表达互相心情的东西也比较少了，现在就是微信短信。大多是段子，带点调侃性质。

　　乐黛云：这是提倡出来的，而且段子很多是黄段子，讽刺性的。

　　翊轩：很多东西讽刺性的有些可能比较浅白，但有些对你心理压力的一种消解还是解构也说不上，以乐为乐，没有说有能让你去琢磨琢磨有啥思考，很少。

　　乐黛云：很多可以影响青年的或者说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的东西，没有得到舆论很好的重视。我不知道像汪国真到底评了他什么奖没有，我认为他是完全可以推到国际上去的。

　　翊轩：他没有得过政府的奖。他的诗歌当时是卖的最好的，盗版也很多，应该是阅读量最大的诗人。

　　乐黛云：他不算体制内的诗人，每次得奖的，大都是体制内的，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青年喜欢的东西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