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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
从作家的基本构成上看,支撑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其中的一部分是大多曾经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的所谓“复出作家”,这一部分作家主要包括王蒙、张贤亮、陆文夫、李国文、从维熙、高晓声、林斤澜、宗璞、张弦、鲁彦周、方之等,而另一部分作家,就是所谓的知青作家了。然而,令人感到较为惊奇的是,虽然是同样的两个作家群体,但在文学史上却并没有形成所谓“复出文学”或者“右派文学”这样的概念,而只是形成了“知青文学”这样一个概念。
既然“知青文学”在文学史上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概念,那么,它肯定具有着明显不同于王蒙他们那批复出作家的创作特点。且让我们先来看
“与50年代罹难的‘复出’作家相似,‘知青文学’也常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他们与‘复出’作家有相似的意识,即书写与国家社会政治紧密关联的个人经历,有超出表现个人命运的重要价值。不同之处在于,50年代的受难者‘文革’后‘冤情’得以洗清,他们受难的因由,连同受难的经历,在‘新时期’化为荣耀。而‘知青’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义,却是可疑和含混不明的。这是推动‘知青’持续不断为一代人的青春立言,证明其价值和合法性的动力。差别的另一点是,他们似乎没有那种深刻的‘少共精神’,没有50年代初那种‘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的情感记忆。或者说,这种更多靠灌输获得的精神,在‘文革’中已出现裂痕,甚至破碎。这样,‘知青小说’在小说形态上和内在情绪上,并不热衷于以个体的活动来连接重大历史事件,也较少那种自以为已洞察历史和人生真谛的圆满和自得。在《大林莽》(孔捷生)、《归去来》(韩少功)、《北方的河》(张承志)等作品中,有更多的惶惑,和产生于寻求的不安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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