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历史的可能性

旷新年

我对这个话题感到有些疑虑，中国目前有没有所谓“新左翼文学”?文学传统自有它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曾推出“左翼文学笔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曾推出“文艺与人民性”的专题，“人民性”这个概念被重新召唤出来。这个话题可能直接与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有关。《那儿》在《当代》杂志2004年第5期发表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认为是2004年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一部中篇小说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盛况是空前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未曾有过的事情。

　　《那儿》发表后，有些人把它归入左翼文学的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了季亚娅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李云雷在《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中对围绕《那儿》所展开的热烈争论作了很好的梳理。他指出，《那儿》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背景密切相关。离开思想界、文学界的争论，我们将难以解释《那儿》为何会引起这样普遍的热情。“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纯文学”反思、郎顾之争、MBO与国企改革等上个世纪末延续下来的一系列争论都进入了这篇小说。张硕果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儿》不是一篇关于工人的小说，而是一篇描写当代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那儿》切合了新的思潮，重新审视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新的左翼文学的一个起点。曹征路在李云雷的访谈里也谈到他的创作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界对改革的争论，特别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对他的影响。他还谈到了中国人历史观的变化和对工人阶级的重新认识。《那儿》重新关注和思考工人阶级的命运，直接介入了对于改革的反思。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正在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全世界和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都各有各的看法，这些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大相径庭。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每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当然，解释和命名是一种掌握和控制的努力。一位外国人说，在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中国——如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延续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早已经从大学毕业了，他们一出生就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了解完全来自于“伤痕文学”的叙述。今天我们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全球化、权力资本化、两极分化、减员增效、贪污腐败、三农问题、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等等。我们不得不超越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剧烈的巨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道德都急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迅速地造成了最严重的地区和阶级分化，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快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并不是所有人公平地分享了这些财富。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在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构造了“自由与民主”、“效率与公平”的对立，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和“平等”，以“效率”的名义将腐败合理化。“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最广大的社会群体第一次沦为了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利益集团已经结成紧密、稳定的联盟。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上层和一个被全面剥夺的下层。中国是矛盾、暧昧的。“中国形象”与社会基础严重断裂。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有着迅速的经济增长，巨大的生产能力。在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已经谈论了十多年了，但是中国却至今没有崩溃。在中国，专制与自由同体，暴富与贫穷携手，乐观和悲观并存，希望与失望共生。

　　改革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底层的出现。正如蔡翔在散文《底层》中所写的：“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在讨论《那儿》的时候，许多人将它与所谓“底层叙事”联系起来。陈晓明发现，底层的苦难成为当今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同时对底层苦难表现伴随着仇恨与暴力。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中说，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前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

　　《天涯》2005年第5期发表的刘继明的《我们怎样叙述底层?》中也提到，“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底层问题浮出水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底层叙述存在的问题是，将“底层”抽空，变为中性的、祛除了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的“弱势群体”等词语，化为人道主义修辞，而作为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同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道德化倾向，即所谓“底层秀”。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还不如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另一种倾向就是审美化。“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对“底层写作”、“关注底层”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怀疑和不信任。有一次，我对一位朋友说，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狠抽打。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里，全球左翼运动失败和沉没了。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踌躇满志过，甚至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的野蛮力量，左翼没有组织起任何有力的抵抗和狙击，对于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有力的批判力量乃至批判的可能性。全世界左翼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希望中国出现奇迹。我则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奢侈。不久前，我看梁漱溟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深有感触。1980年的时候，梁漱溟很乐观地说：“我认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他的话今天听来恍如隔世。今天，社会主义已经被污名化了。几年前，钱理群说：“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可以继承、借鉴的一种资源。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今天不能成为一种资源?黄纪苏说，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社会主义有着可怕的历史负担和现实陷阱，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谈论“社会主义遗产”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困境。

　　不仅全世界左翼全面沉沦，而且中国的左翼也正处于分化之中。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政治似乎有一种左转的势头，但是，左翼思想却在进一步衰退和窄化。前不久，我丧气地发现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剧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这种转变是“一国社会主义”必然的结果，在一国之内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国际，就没有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的，必须突破民族的局限。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2004年右翼思想开始颓败的同时，左翼思想也同样失去了动力。2006年，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丧失了思想的冲力。

　　我们面临着想象力的贫乏和失败，这种想象力的失败就像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苏联，最终导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国家的崩溃。当然，问题的根本在于，由于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国想象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今天中国在所谓“历史的终结”的单极世界条件下远远不如60年代当时两个阵营并存的时代所提供的想象空间。不过，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只剩下僵硬退化的官僚机器，这个体制选拔出来的是越来越平庸和无能的接班人，和苏联不同的地方在于，今天中国存在一个活跃的、生机勃勃的市场，即使这个市场是一个肮脏不公的权钱交易的场所。这个市场全面拥抱全球化，直接接轨世界市场，它充满着无数的越界交换和生机盎然的活力。我感觉到今天不论是所谓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着想象力的失败，都提不出任何新的有力的远景和方案。90年代以来，我们严词谴责乌托邦、理想主义，“现实”越来越强大，“理想”和幻想失掉了自己的位置。很少像这个时代这样，没有为理想留下丝毫空间。理想、观念和激情曾经经历过巨大的挫折和彻底的失败。我们闯入了一个无根、无道、无法的“消费主义”天堂。

　　人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就是“现实”吗?我记得一位作家说过，写作是一种质疑。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写实”潮流以后，自然主义代替了现实主义。当“分享艰难”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出现以后，写作成为了一种对于现实的妥协、屈从，甚至勾结。我把它看作是现实主义的死亡。如果要谈论现实主义，我们必须在与自然主义的区分中重新唤醒现实主义。

　　实际上，每个人对于现实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有一些只看到表面的现实，看不到蕴藏的正在生长的现实。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在《地球·祖国》一书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一种是不对抗现实，并且去适应它；一种是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事实上，某些在当时看起来是异常强大、无边无际、坚不可摧的现实是短暂脆弱、不堪一击的。就像苏联帝国，在它倒塌的时候，人们都感到非常意外。当它已经发生了的时候，许多人还在感叹：这怎么可能?《地球·祖国》一书中写道：“历史不断地向我们表明，在当时看来十分明显和占压倒优势的现实何等脆弱。例如从1940年6月到1941年10月间，希特勒德国对全欧洲的统治表现为压倒一切的历史现实。德国军队在1941年夏天推进到高加索山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兵临城下，其陷落似乎无可怀疑。法国战败后成为德国的附庸。地处欧洲边缘的英国在轰炸中蜷缩着。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现实主义的做法似乎应该是适应不可抗拒的现实：向战胜者屈服。然而戴高乐在1940年夏天看到了另一种现实。当大多数人以为战争已经结束时，他却认为战争刚刚开始。”

　　今天无边无际的、无情和野蛮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最强大的现实，权力和资本对于劳动与人性的摧残是一种不可反抗的“真理”，公平、正义和人性的尊严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可笑幻想。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看到正在萌芽的或者蕴藏的现实。文学的本质是想象。文学是灵感，是一种预见，是某种临界状态的东西。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而是发现现实，甚至创造现实。

　　谈论左翼文学无可避免地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文学无法不使用语言一样。但是，长期被迫地去政治化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左翼文学一旦穿上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官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制服，也就开始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我认为，如果要企图重新恢复文学的生命，那么就要使文学重新获得政治感觉，使文学重新政治化。文学不能服从于某种外在于它的政治，真正的政治性常常正是文学性本身，形式就是内容的形式。就像卢卡契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卡夫卡是现实主义一样，左翼文学并不限于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正如内容上的激进性和批判性一样，也必然表现为形式上的实验性和探索性。

　　2005年由“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强势的利益集团把改革意识形态化，反复念诵“改革不可动摇”的咒语，这就像文革后期“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歇斯底里一样，表现的只是焦虑而不是力量。有关改革的论争，起因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精英越来越霸道与专横，精英与大众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裂痕在加深。不管改革怎样被神化，改革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分化，这种利益分化造成的巨大裂痕再也无法掩盖和回避，不争论再也不可能了。孙立平说，改革共识已经破裂。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已经直接表现为深刻的利益分歧。准“善意取得”，不准“恶意讨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最后演变为一场利益和财富掠夺的战争，并且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帖子《我是含着眼泪写这段话的：去你妈的“阵痛”!》表达了底层对于改革的不同声音。网上有一篇帖子讲，现在中国最可怕的事情是无处讲理。我认为，这样的缝隙正是文学生存和大显身手的空间。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和作用就是把这个“理”讲出来。

　　李云雷在《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中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作品，比如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都是表达一种苟活的哲学；《那儿》则描写了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之后的“市民”，被迫起来反抗的故事，而他们所找到的资源，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对“正义与和平”的诉求。我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写在伤痕文学边上》中提出告别“伤痕文学”。整个“新时期文学”越来越成为了对于“当代文学”的否定，它把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甚至整个20世纪的历史实践都看作是一种压抑和创伤，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但是，实际上，革命在20世纪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有时是从左的方向发生，有时是从右的方向进行。正如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或者像张五常所说的，“可以用专制的手段搞市场经济”。改革走极端如同文革走极端，一者是不顾一切地打击资产阶级，一者是不择手段地培养资产阶级，目标虽然不同，但是手段却是相同的。

　　“伤痕文学”和“伤痕学术”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的到来，中国的主流学术已经从“伤痕学术”转变成为了“买办学术”。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不论是官方还是个人，都以“国际学者”，以参与学术的国际贸易为荣。中国当前主导的思想和知识视野是所谓“回归世界主流文明”，这种观点简单地将美国定位为“文明”。在这样一种视野中，不仅没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参照和背景，而且甚至也没有欧洲的参照和背景。至今为止，现代化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化和使其他民族被迫丧失自我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救亡”的手段出现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这样一个洋务运动的过程将要持续三百年的时间，再过一百年，中国会展现自己的文明特点，到22世纪，人们也就可以用中国的、印度的原理来考虑世界的问题，那时洋务运动就该结束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引人注目的崛起，将给历史增加新的内容。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将被迫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文学的想象力离不开思想的滋养。写作的调整和解放有待于思想资源的变化。走出“伤痕文学”有待“伤痕学术”的全面反思。新的文学需要新的叙事和新的想象。我将《那儿》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我主要是把《那儿》作为一种症候来看。是否像改革初期的“伤痕文学”一样，《那儿》的出现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已经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时间。今天，中国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是走向一个少数寡头利益集团控制的中国，还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参与、思考与努力。

　　中国今天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精英与底层、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利益和情感上彻底断裂。一个可怕的现象是，中国有9亿农民，但是农民没有可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批判代言人这样的说法，能不能代言确实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不能代言，如果知识分子只代表自己的利益，9亿农民没有自己的话份，无法表达自己，将是什么结果?被压迫者如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如何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知识，如何形成他们自己的力量?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对时间和速度最敏感的国家，处在一种明显的时间进程里面。中国拥有巨大和复杂的物质空间，“一国两制”，“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但是，今天中国的空间感被巨大的时间焦虑所压抑，意识不到它的空间之广阔巨大与复杂异质。在这样一种高速度中思想很自然地被排斥在外，在中国，你确实能够感到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一种深刻的辩证法。你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时间消灭空间。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斯大林以快速的工业化赢得了打败纳粹德国的时间，但是，苏联却也为“赶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最终苏联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崩溃了。可见，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一种根本上的脆弱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中国的速度能够慢一点，能够把速度降下来，留一点时间，来感觉、关心和思考它的空间。

　　梁漱溟在1980年乐观地谈论的民主和法制，在今天仍然是遥远的目标和梦想。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但又不仅仅是制度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工农力量的成长壮大，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便不可能到来。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正如哈贝玛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所以，中国的左翼和“左翼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出发，才有可能找到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