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先锋，就是捍卫文学的未来

真正的先锋就是一种精神的先锋，它体现的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是一种与公众意识格格不入的灵魂探险。只有作家的精神内部具备了与众不同、绝对超前的思想秉赋，具备了对人类存在境遇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他才有可能去寻找新的审美表现方式。

    一

    新时期文学已经30年了。回顾30年来的文学历程，有一个词始终让我魂牵梦萦且又热血涌动，那就是:先锋。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的探索就永远不会停止。我一直信奉这样的观点，至今未变。其理由是:先锋文学作为反叛与开拓的艺术实践，作为对未来文学发展路途的积极探寻，作为人类艺术精神的超前性体现与表达，注定了自身将永远处于“在路上”，没有歇息的驿站，也没有辉煌的终点——先锋如果成功，变成人们争相效仿的模式，那么它就成了“后锋”，成了新的传统，替代它的将是更新的先锋，也必然有更新的先锋成长起来。

    因此，先锋永远是一种孤独的写作，无人呼应，远离掌声，只为人类内心的深度和灵魂的质量而负责，只为文学发展的未来和各种丰富的可能性而负责。

    巡视3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大多数人已认为，真正的先锋文学肇始于的“朦胧诗派”。尽管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饱受争议，甚至不乏极“左”思想的批判和恫吓，也不乏保守主义的嘲讽和贬抑，但它依然高昂起自己的头颅，面对“主体的人”发出了深情的呼唤，对一切自然的人性给予了强烈的吁求，对扼杀人性、扭曲人格的历史进行了明确的反抗。它是深受历史伤害的一代人在灵魂上的觉醒和呐喊，更是让文学回归人的内心、回到自由的自觉实践。它承接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使命，并在审美表达上成功地摒弃了口号式的表达模式，赋予了诗歌以更为现代的艺术品格。

    当然，如果将它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与卞之琳、穆旦、李金发、戴望舒、朱湘等诗人的作品进行考察，其先锋性或许还存在着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的反叛勇气以及在反叛中所彰显出来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意愿，仍为我们所感奋。他们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成为自由、平等的人，成为对历史有所担当同时也对人性给予抚慰的正常的人。作为对一元化文学秩序的执著反抗，“朦胧诗派”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开拓性、先驱性不言自明，甚至直接影响了整个新时期的文学发展。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的大面积蔓延，再一次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在诗歌中，以杨炼、江河、石光华、宋炜、廖亦武、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诗人，带着明确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极有效的现代性开掘。1982年，宋渠、宋炜就曾明确地强调，诗人如果不能完成“自己对历史轨迹和民族经历的突入，就不可能写出属于全人类的不朽史诗”。因此，现在最需要的是“在已经凝固了的诗歌传统中注入我们这一代人新鲜的血液，让其重新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于是，出现了海子的《亚洲铜》、杨炼的《日诺朗》、欧阳江河的《悬棺》、石光华的《呓鹰》等等一大批具有文化反思意味的先锋诗作。

    “寻根小说”声势更加浩大。以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王安忆、郑万隆等为代表的寻根作家，不仅从理论上强调，文化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韩少功)其目的在于“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李杭育)而且，他们还以大量的现代艺术形式来突破传统叙事，通过各种现代性的审美眼光重新激活传统文化之根。换言之，他们以高度的理性自觉和极具先锋的思维，重新激活了中国文学的内在潜能。

    还有新历史主义小说。以莫言、乔良、叶兆言、格非、苏童等为代表的作家，在创作中明确地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历史价值观——他们不再对一切可勘证的历史感兴趣，也不再注重历史的宏大叙事，更不再对历史作材料性的思考，而是追求对历史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还原，追求民间化、神秘化的平民生活史。这种对抗传统既定“信史”的叙事实验，表面看来只是为了消解既定历史的可靠性和庙堂气息，其实在深层结构中同样隐含了强烈的先锋精神。

    这种先锋精神，主要体现为双重的主体追求:一是对作家主体自由的解放。因为挣脱了既定史实史料的羁绊，同时又摆脱了当下现实的缠绕，在各种虚拟的历史时空中，创作主体的自由想象和审美意图获得了广袤的施展舞台，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生存场景，人性和反人性的存在冲突，神秘化的命运与超验性的细节铺展，都获得了全面的呈现。二是对审美对象主体性的充分展示。新历史主义小说从根本上将历史还原成平民生活史，凸现了一切个体生命都是历史之主体的重要观念，所以，很多小说中的人物完全挣脱了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而以圆整的、立体化的性格模式，彰显了丰饶的自然人性。像莫言笔下草莽英雄式的、美丑缠绕的血性与野性，格非笔下充满神秘化和非理性的人物命运，余华笔下的冷漠、暴力与血腥，苏童笔下的隐秘、无序而又辗转、粘稠的女性内心景观，都使中国当代文学对生命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当然，这种审美对象主体性的彰显，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作家主体性的觉醒和张扬。

    三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不能忘记马原、洪峰、残雪、孙甘露、余华、北村等一批以文体实验为目标的现代主义作家群。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形式主义革命、反理性反秩序的超验性思维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哲学化思考，不仅传达了“形式即内容”的重要艺术理念，展示了文本、语言自身所包含的特殊的审美质感，而且大量地解构了我们日常伦理中的各种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使中国当代小说在现代性意义上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形成了呼应。作为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先锋群体，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不乏对某些域外作家作品的借鉴，但对当代中国小说从观念到叙事的拓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革命性的意义。

    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的转型，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已经终结。“先锋消亡论”四处弥漫。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随着“晚生代作家群”的成熟，以及少数优秀作家对个人独立精神空间的恪守，先锋文学仍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渐进式的发展:一是继续向人性隐秘的存在空间不断挺进，对个人在特殊历史境域中的存在状态进行各种可能性的探索；一是继续对文本形式进行更开放的叙事试验，尤其是在长篇小说领域中，极力追求某种互文本的叙事表达。

    在晚生代作家群里，像毕飞宇、王彪、李洱、陈染、李冯、刁斗、艾伟、曾维浩、朱文等作家的一些作品，都明确地体现了某些先锋文学的品质，尤其是对人的存在境域的深度开拓上，对人的各种潜在秉性的探究上，赋予了许多前瞻性的贡献。只是他们在形式上并没有采用极致化的文本实验，所以一般人会忽视他们的先锋特性。像王彪、刁斗、朱文等人对非理性的本能欲望的书写，已完全超越了对日常伦理的反抗，而将人物置入某种自然属性之中彻底地打开、推衍。艾伟、李洱、曾维浩、东西的一些小说则直接针对个体生命的自由与历史强权的盘剥之间的冲突，呈现了人类极为执着而又耐人寻味的解构历史强权的意愿。陈染、海男的不少小说直入女性躯体内部，穿梭于细密的体验与弥漫性的幻像之间，呈现了生命中那些看似轻盈却又极为丰沛的精神意绪。李冯的很多作品则通过后现代式的解构策略，对一些既定的历史或传说进行全新的再度重构……这些审美内涵上的多方面探索，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作品相比，无论是其精神深度上，还是对人性拷问的力度上，我觉得都更尖锐、更犀利。只不过，他们的叙述更圆润更舒坦，甚至普遍采用“以轻击重”的叙事策略，很多时候都回避了某些血腥和暴烈的场景，所以很少有人从先锋的角度对之作出评判。

    而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韩少功的《暗示》，林白的《万物花开》，刘恪的《城与市》等长篇，不仅在文本形式上大面积地颠覆了传统小说模式，通过互文的方式将各种文本融会在叙事之中，而且在精神内涵上更潜心于理性化或直觉化的生存思索。特别是史铁生对人的存在中心魂与身器、性爱与自由、个人理想与历史意志之间的悖论式探讨，韩少功对日常语词内部信息负载功能的解构性展示，林白对直觉化瞬间感受的弥漫性呈现，都在当代文学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们在消费主义时代，依然寻找属于文学的可能性空间。

    四

    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像薛忆沩、张惠雯、薛荣、东君、李浩等更为年轻的作家，也在自觉地进行先锋性的叙事探索。虽然他们还处于文坛的边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从他们发表的一些中短篇里，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摒弃一般叙事模式的、充满异质性审美理想的可贵探索。先锋本来就是一种独立的、非主流的写作，他们在静默中所呈现出来的纯粹与专注，正是先锋作家主体意识明确支配的结果。

    当然，对先锋文学来说，隐忧也并非没有。像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对先锋探索开始普遍地回避；而“80后”的写作由于过度痴迷于市场化、偶像化的操作，将青春的反叛冲动转化为传媒聚焦的利器，也已很难确认他们在主体意识上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同时又在艺术上拥有良好的潜能和爆发力。这无疑形成了某种“后继乏人”的危机。因为先锋的开拓性和反叛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青年作家的探索热情和超越勇气，需要他们敏捷、开放和自由的艺术思维。缺乏年轻力量不断参与的先锋文学，总是让人多少有些担忧。

    众所周知，任何文学创作，首先必须取决于作家自身的精神向度。只有作家自身拥有了独立自治的精神空间，拥有了丰厚扎实的文化积淀，拥有了深邃独特的审美眼光，拥有了永不止息的超越意识，文学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而这，正是先锋作家的精神本质。真正的先锋就是一种精神的先锋，它体现的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是一种与公众意识格格不入的灵魂探险。只有作家的精神内部具备了与众不同、绝对超前的思想秉赋，具备了对人类存在境遇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他才有可能去寻找新的审美表现方式，才有可能去颠覆既有的、不适合自己艺术表达的文本模式。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最需要的，正是作家必须拥有这种卓而不群的先锋精神。

    捍卫先锋，就是捍卫中国文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