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建构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

关于当代诗歌三十年，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莫过于一位诗人的描述：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对此一景象，我曾经用“草根性”一词来描绘。我提出诗歌的“草根性”，针对的是新诗完全从外移植引进过来，因而水土不服，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所以，当代诗歌应该完成其草根化、本土化的进程。因此，我强调一种立基于本土传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也就是“草根性”。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草根性”是诗歌的本体艺术自觉的必然产物，就象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是每当文学从高潮走向低潮，面临僵化、模式化、八股化时，文学的本体自觉就会使之重回起点，再度“草根化”，吸取地气，再度走向新的创造与辉煌。而对于新诗来说，“草根性”更是重建当代汉语诗歌主体性的基础。

    在这里，也许需要先对新诗的历程做一简单回顾。新诗可以说五四一些知识分子完全为了功利的目的引进模仿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现代性危机，五四知识分子觉得必须从根本上把中国传统文化铲掉，而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就是诗歌，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必须从新诗革命开始。而新诗革命是一帮根本不懂也不会写诗的人进行的，比如胡适，他写诗的目的也完全是功利的。胡适对于新诗革命的目的说的很明确：我们要进行思想革命，而进行思想革命就要从文化革命开始，就要从文学革命开始，就要从诗歌革命开始，因为古典诗歌在当时是最普及的，最广泛，最基础的，不把这个中国文化之根铲掉，怎么可能进行革命呢？所以，连根都拔了，完全采取一种新办法来写新诗，所以新诗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新诗和古典诗歌基本没有关系，基本是模仿来的。新诗的情况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性变迁过程，基本是在“全盘西化”的思路下发展的。因此，它也热衷于追逐西方诗歌思潮，从所谓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再到诸如垮掉的一代等等，我们经常说朦胧诗、第三代接上了五四传统，其实也可以说是重新与西方诗歌潮流接轨。也因此，新诗发展九十年来，社会评价非常低。甚至有人认为新诗完全可以取消。如此激进的观点，我不能苟同。同样，持此论者显然也没看到诗歌不现代化就会走进死胡同。五四前夕，古体诗歌也已走如穷途末路，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僵化、模式化、空洞化，是那时诗歌的普遍特点。汉语诗歌的现代化势在必行，需要讨论的其实只是，怎么样来完成新诗的转型。是彻底抛弃过去全盘西化还是有所继承融化中西？在这一点上，五四前辈急功近利，显然缺乏深入考虑，觉得只要革命就成功了，看不到革命之后也许带来更多问题。所以直到现在，新诗的草根化、本土化也还未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

    但是，当代诗歌三十年，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可以说成就巨大。以三十年时间，追赶吸收消化了西方近百年的诗歌思潮。在我看来，当代汉语诗歌起码有三次实质性的突围，即：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前者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但它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它过于重视所谓时代性。突出的是时代特征、意识形态功能。与五四时期的诗歌具有异曲同工的特点，将诗歌纳入了民众启蒙与国家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朦胧诗人不少诗作容易流于口号化、宣传化。技术上也缺乏中国性。口语诗和叙事诗则是新诗在从一种拿来的状态转换成自然生长状态的过程中的两次有意义且实效明显的努力，是向新诗“中国化”的尝试与探索。口语诗人如于坚、伊沙、李亚伟等人，试图寻找一种纯正的中国日常本土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经验，且颇有成效。诗歌叙事性的强调，如萧开愚、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的探索，则是针对诗歌仅仅是年轻一代高烧抒情的误见，打破海子似的高调空洞，力图将诗歌变成一种持久的恒定的日常的沉着的日趋成熟的创作。但要指出的是，它们都做得还不够，因为它们更多地还只是形式上的转化，艰难而缓慢的寻找新诗的“中国形式”的不懈努力，还没有触及诗歌的“根性”的问题——而这其实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当代汉语诗歌的“草根性”是从一些地方性诗人开始的。而其原因，既有外在的，比如网络的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使诗歌的创作与传播平台发生了根本转变；也有内在的，中国诗歌强大传统最终重现于现代诗人身上，并呈现出西方诗学完全不同的美学取向、价值取向，当代诗人融会中西诗歌的能力也远超以前。我从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一新的情况：

一、地方化浪潮

    诗歌的地方化浪潮从未象今天如此汹涌。地方性诗歌团体的兴盛，以前就曾有过，但未象现在这样多而持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平发展时间延续较长，地方经济文化逐渐增长，导致社会相对稳定，诗人也能够潜心诗艺的摸索和雕琢。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成为奇特的景象。这首先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我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我们以前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等，为什么？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而有论者更认为这其实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其理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当代诗歌正在恢复这一古老的传统，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及其活跃……这样的局面与情况，与1980年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却是得益于文革中的文化垄断，文革中“灰皮书”之类只有北京高干高知子弟可以接触，文革刚结束北京是唯一的文化中心，诗歌的流通传播依赖的全是北京的信息和发表渠道，没有任何其他竞争。至第三代，情况稍有好转，但也还是只有四川、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渠道。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这也可以视为“草根性”之一种。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可以预计在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大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尤其是上升的时代，人们不需要什么核心、中心的引导。人们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各自的城市家园、完善各自的生活、创造各自的世界，这种时候，地方性资源和文化就会得到弘扬。诗歌也是如此，目前比较活跃的诗歌地区有江南，每年一度的“苏州三月三”诗会，是江南诗人的大聚会，他们自发地组织郊游、饮酒、唱歌、朗诵、研讨，出版诗歌专辑，几乎恢复了古代文人的雅集习俗；此外，湖北、广东、甘肃、山东、海南、福建等省的诗歌界也相当活跃，并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些地方性诗歌团体和诗人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可以说是春秋战国，百花齐放，但最终，经过检验和淘汰，会产生得当公认的大诗人和优秀诗歌。

二、网络的影响

    网络的力量不可低估。对于发展九十年的新诗，可以说是互联网彻底完成了从西方学习引进来的新诗的草根化。因为在网络时代，一个身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诗人，与一个身处宁夏云南偏僻山区的诗人，只要他们都有电脑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就处于同一起点上。不再象五四或文革后期，只有特殊阶层如留学生或高干高知子弟才能接触到西方文化文学经典。这样，诗人创作就必须依赖书本和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天赋或某种契机，那些真正有才气的诗人就会脱颖而出，挡都挡不住。我们回头看看唐朝就知道，李白的身世一直扑朔迷离，他到底来自何处，谁都不知道，但他的天才谁都能看出来，所以他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这显然要归功于造纸印刷技术发展许多年以后文化知识的普及，使得一个出生偏僻之地的诗人也能完成一流的诗歌学习与教育，然后凭天赋迅速显示出来。李白就是那个时代的“草根诗人”，盛唐的第一个大诗人孟浩然也是一个地方性诗人。林庚先生曾称盛唐诗歌为“寒士文学”，具有“布衣感”，就是指盛唐诗人们出身地方或寒门，但在一个开明的时代里，却充满自信，积极进取，生气勃勃，如野草般在唐朝大地上茁壮成长。

所以说，网络进一步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当然，网络诗歌发展到现在，也有团体化趋向，但不限于地域，更多的是诗歌美学和趣味倾向的接近，比如“诗江湖”、“若缺”、“平行”、“或者”、“撒娇”等诗歌网站，是流派或团伙性的诗歌网站。点击率较高、影响很大的“诗生活”、“扬子锷”、“天涯诗会”等则是综合性网站。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梨花体”事件有许多值得反省之处。但总体而言，网络释放了自由的创造的力量，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秩序和标准自会逐渐出现，

三、中西诗学的根本分野

　  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对抗”、“分裂”观念，此一观点对中国诗歌界影响甚大，尤其是朦胧诗，几乎都是这一思路，最终，北岛等成为斗士，顾城则走向崩溃，这与他们西方师傅们比如萨特、凡高之类的结局是一样的。近几年更出现诗人自杀潮，后果堪忧。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样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因为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如何看待生死、世界、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因此，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诗歌在中国，既是教育，教养，又是宗教。  

西方“对抗”、“分裂”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心永远是紧张的，这样就产生了“对抗”、“分裂”，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孤独、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对抗”、“分裂”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中国传统诗学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阴阳互补”，阴与阳是有差别的，但不是对立的，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

中国自五四以来，诗学观念深受西方影响，当然有其特殊历史原因。激烈的社会矛盾、内外交困的环境以及侵略战争的干扰，后来则又有“文革”的动荡，至朦胧诗时代，“对抗”、“分裂”观念的诗学观念一度成为主流，也确实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但那些作品永远不能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真正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它们最多只是比较独特的，阶段性的。当然，西方诗学的产生有其现代性背景，其精髓也应该被当代汉语诗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诞生已九十年的新诗，都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要在消化融化这一切的基础上，再次出发。

四、多种路径建构当代汉语诗歌主体性

    由于诗歌界一度唯西方是从，言必称西方，并且完全漠视自己传统，忽略个人经验感受，一味引进模仿产生于西方自身背景土壤的各类现代诗歌潮流，所以一度诗歌潮流此起彼伏，一个潮流还没过，另一个潮流就来了，如无头苍蝇，匆匆忙忙，急促追赶，最终茫然失措，不知何去何从，彻底丧失了汉语诗歌的主体性。

不过好在如前孔子所说过的：礼失，求诸野。中国文化文明历来是多中心的，从不限于某地。历史上，江南、中原、荆楚、巴蜀、岭南等，都曾经成为过文化中心。当代汉语诗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京城率先发起革命成为诗歌中心后，迅速散布各地，诗歌中心一度转移至四川、华东等地，再往后，中心继续分散，诗歌在边缘乡野处扎根、生长、壮大，成为我所说的“草根性”力量。这些年，江南、山东、湖北、甘肃乃至广东、海南，都相继成为诗歌的亮点。新诗最终在经历最初的观念技术引进阶段后，借助网络新技术，终于逐渐草根化。象最初的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深入寻常百姓家，以至逐渐转化为“禅”，以至日常起居饮食起居无不是“禅”。当代汉语诗歌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如今终于象“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一样，诗人们真正从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受、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来创作了，真正从自己的土壤中产生出某些具有独特性的诗歌了，具有某种自主创新的品牌了，“草根性”、“地方性”、“民族性”及“中国性”开始成为强调的重点。

这非常类似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描述的情形：唐诗最初由京城主导，宫廷诗占居主体，随后京城诗人中的不满者发起革命，再往后革命深入各地，在外省诗人主导下，唐诗达到鼎盛。

主体性的确立来自诗歌的实践并逐渐生成。汉语诗歌的主体性正是在各地诗人们的大量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比如杨键、陈先发、潘维这样从抒情传统中寻求资源的再度创造，雷平阳、古马、江非这样以自然和地方性作为强大背景动力的创作，李亚伟、沈浩波、姚风这样在批判中确立个人现代意识的努力，桑克、朵渔这样承继知识分子理性传统的探索，黄灿然这样平和处理宽待现代都市纷乱世事人情的态度，叶丽隽、娜夜这样出于女性细腻感受的深沉诉说，郑小琼这样来自底层的经验表达与思考……当代汉语诗歌已经展现出一幅新的图景。当然，就象中国的现代化一样，汉语诗歌主体性的自我建构与自我确立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起码，它显示了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多种可能多种方向，就象现代性本身的多种可能一样，试图从多种路径探寻建构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

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有过一个讲话，他说中国近三十年取得的一切，是出于中国人民的自由的创造。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出于中国诗人们的自由的创造。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诗歌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诗歌不能被广泛接受，我觉得这需要时间，《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起码没有被主流文坛接受，只是民间流传。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倍受冷落。所以，我们无需悲观，中国的诗歌现在非常活跃，但现在的主流文坛没有关注这个事实，我想没有关系，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不必急于总结。我们只要创造就行，把总结和研究工作留给后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家，诗是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我相信，诗歌还会成为我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诗歌的复兴和繁荣必然会到来。因为，诗歌是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文化和文明就会缺乏原创性，难以从“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难以从一个大国迈向强国，难以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不经过“草根化”的文艺复兴，也最终难以持久和具有生命力。当代汉语诗歌的地方化浪潮，是这一过程必经之路，就象经济学界认为中国改革是“自主制度创新”，但其路径是先由地方试验探索，取得成功后广泛推广，自农业责任承包制开始就是如此，先是安徽试验，效果突出后全国实行。当代汉语诗歌也正经历这样的过程，地方性诗人和诗歌团体的创造，由于其“草根性”的浓厚基础，注定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一些地方性诗人和团体正在脱颖而出，成为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创造性力量，并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