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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从国内的大学里开办国学院，国学讲座频频举办，国学领域学者屡屡登上各类媒体，到国门之外的汉服热、汉语热、中国传统文化热等等——所有这些都和改革开放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凋敝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大潮，不仅仅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国学热”，正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益强大的必然结果，是我国重视文化软实力发展建设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回顾国学从改革开放前的一片冷清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就是希望以此促使人们思考国学研究和我国经济建设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梳理30年来国学的发展脉络，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在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编 者
近年来，“国学热”成为了一个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各类媒体上涉及国学的栏目屡见不鲜，众多高校开设国学类专业或相关课程，国学研究机构纷纷组建，书店中国学类书籍持续热卖，古典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重要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一切都在说明，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关键的是，国学已渗透到学术研究与生活当中，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深层价值观中。民族文化是国家自立之根基，随着今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重拾经典、振兴国学，已经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讲述了国学在改革开放前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取得的成就，并对国学的未来发展表达了由衷的期望。
“厚今薄古”：让国学几乎销声匿迹
记者：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所升温，出现了“国学热”。请您首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国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袁济喜：中国的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建国以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了新的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做了很多古典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过多地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由于“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五四”的“全盘西化”的思路又重新被引申到了相反方向的极致，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是几乎销声匿迹。当时，我们一度在观念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是有所偏执的，出现了一些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的不良事件。比如批判《海瑞罢官》、评《水浒传》等等，都是在将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化，用“道统”约束“文统”，以简单的行政干预来代替学术和文艺争鸣。这些客观上对国学、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伤害。国学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的打压，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要“全面扫除”。“文革”造成了十年浩劫。所谓“文化革命”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人类先进文化的命，同时把传统文化中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像文化愚昧主义等都加以复活。传统文化中一些人道的、先进的、开放的精神都被取缔了。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
记者：当时人们是怎样认识“国学”的呢？有“国学”这个提法吗？
袁济喜：那时根本不让提。1952年院系调整，没有国学院、国学系，都是按西学的学科分类。西学一统天下，而国学一直受到整体的打压，根本不可能存在。近代的国学大师都被认为是封建遗老遗少，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像王国维被认为“复古”，陈寅恪被当成“遗老”，梁启超被当成是“保皇派”等等。从学科内容来说国学是被肢解了，被划分为西学的各个学科。
记者：这时候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面貌吗？
袁济喜：新中国建国后，无论是在文化的建设还是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都比旧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抱着“厚今薄古”的态度，因而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价值评估，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处于困境之中。我们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是造成其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反映我们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的一面，忽略了其超越性、共时性的一面。在剧烈变动的年代，有些人对文化上的问题采取了以政治定夺的手段。那些标榜“反传统”的认识实际都未能跳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模式。由于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与支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实用功利的评价，另一方面往往在“厚今薄古”观念的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切断。
但是，用“万马齐喑”来概括也是不准确的。解放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今天也很难达到或超过这样的水平。这些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东西带到新社会也不适合。所以我认为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大、复旦、人大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是封闭性的。所以看待传统文化时，必然会有一些偏颇。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打压，无法生存。
“文革”期间，国学受到摧残，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毒草；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禁书年代读禁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当时是绝对的禁书。但依赖于解放前的古书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本，传统文化还是在生存着，在被人们偷偷地读。历史上的禁书、焚书，都不可能毁灭传统文化。相反，越是这样，倒越是促使人们有了读这些书的兴趣。我在“文革”时看了《唐诗三百首》，看了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有些古典小说中蕴含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都在“文革”期间以各种渠道偷偷地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所以高考恢复后立刻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才。
思想解放：造就国学复兴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济喜：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人民大学的，那是1978年。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从我个人搞的专业——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它的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东西现在可以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一直影响和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的研究从大处着眼，把外部的层层紧箍咒去掉了，得到了复活。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的领域都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它首先表现在“解放思想”上。当时形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高潮和学术书的出版高潮。有的是新著，带有全新的视野，也有的是旧著重印，把“文革”前的一些书重新修订出版，这些都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方针。还有一些著作是当时撰写的，它试图有所突破，但在思路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的痕迹，比如把老子批判为唯心主义，把庄子说成是主观唯心论，等等。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80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高峰相呼应，有人称之为“80年代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国学正是这个启蒙高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袁济喜：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解放思想”首先是在思想的层面，包括精神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它促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重新认识。“解放思想”当然也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产生的作用更为巨大。因为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思想解放是没有禁区的。
国学和其他的领域相比，它更单纯一些。它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即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过去说“不破不立”、“厚今薄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上。要首先解决评判尺度和方法的问题。优秀的就是优秀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绝对不能把优秀的说成是坏的。不再有从政治需要来牵强附会的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上，过去总是用一种教条主义的尺度，研究中经常有拿所谓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贴标签”的问题。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李白的诗歌理论是复古主义的，苏轼的诗歌理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由于“阶级性”的乱用，所以对中国古代优秀的作品都加以否定。说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他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陶渊明的诗表现出消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评价的尺度、方法、观念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学研究中这种旧的条条框框都进行了突破。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就不再用“现实主义”、“人民性”去乱贴标签，不再用士庶之分去分析精神文化现象，等等。我们对近代国学的评价也是这样，立足于学术，我们不再认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可以决定他的学术，也不认为陈寅恪有种“遗老遗少情结”因而他的学术是不足为道的。我们突破了这些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国学，从而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发展。
记者：改革开放对国学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袁济喜：如果要说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最大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同样也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态度上，体现在和国学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上。改革开放使人们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极“左”的偏见和口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愚昧主义的禁锢。“解放思想”督促人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当人们思想解禁，大量地接受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后，发现传统文化中有着很多优秀的精神宝藏，有很多符合现代人生活的价值观念，还有丰富的知识。国学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的学术，到具体的衣食住行，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是解放思想带来的一个根本的变化。
改革开放对国学的意义，其一就是客观地评价了传统学术，给传统文化和国学以正确的定位。其二，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机。传统文化当中有些精华，比如现在说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的一面，“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等等，都已经为人们所认同，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学为中国培育民族精神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它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构成部分，已经从精神层面走向了物质层面，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效应，如现在的孔子学院、汉学交流，及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演出，都体现了这一点。
不仅是研究国学，任何学术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也正是由于几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的学术繁荣；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直接催生了盛唐的学术气象；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更是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办国学院，也是赶上了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和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给国学的研究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吧？
袁济喜：这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盛世局面。国学的兴起确是赶在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繁荣发达的时期。所以“盛世兴国学”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都要吃饱穿暖，行有余暇，才能以国学来陶冶精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人们是不可能去研究国学的。另外，国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育，像人才的引进、教材的使用等日常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政府每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高教事业当中，使高校能切实得到实惠，使教师有比较充裕的科研保证。国学的研究和国学院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这都得益于近年来国家财力的增长。
改革开放对传统文化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但是也带来一些客观的、无可避免的负面作用。比如我们过多地宣传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夸大了市场的作用，造成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观念的腐蚀，这也使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剧烈的竞争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缺失，出现了诸如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现象，这不仅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也和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相左。改革开放方便了对外交流，包括学术的交流，但我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不够。另外，“全盘西化”的倾向借助于改革开放而时隐时现。这些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倾向，但这种次生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利用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道德层面进行一些基本的为人之道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人们对经典的敬畏，培养人们的诚信。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要让人们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敬畏之心。这个任务依然是非常重的。
继往开来：国学研究助推软实力建设
记者：进入21世纪，应该怎样研究国学？
袁济喜：第一是要还原。首先要把原生态的经典进行还原，要整理经史子集，要从文本做起。因为多年的伤害造成人们对经典不重视，对文本不重视。文献的整理是一个基础工程，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把一些基础工程做好，像清史的编修和古籍整理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国学教育的深入开展。现在开办国学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还有很多探索的路要走。至于社会上怎样开展国学教育，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再有，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眼光的阐释很重要。从完备的学科意义上来说，国学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国学是生生不息的。我们既要尊重经典，又一定要把国学的时代性和传统性相结合。先秦诸子对殷周以来的文明做了重新解释，两汉产生了今古文经学，魏晋出现了玄学，唐代三教合一，宋明理学更是在新的时代特点下对传统儒学做出的新的阐述。现在的国学要存活下去，成为一种义理之学，一定要有历史上那种学术发展的眼光。国学大师不仅是文献的大师，还应该是大思想家。在思想的阐释这一点上，海外的有些学者和港台的新儒家做得很不错。虽然他们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他们确实成为一家之学，成为新儒学，而且确实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代表性人物，大陆的学者很难与他们比肩。
记者：最近几年，无论是“经典诵读”，还是“百家讲坛”，都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国学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请问您怎样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袁济喜：中国传统文化实际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它只在一定阶段有点类似于欧洲的贵族文化，这主要是在六朝。除了六朝三百多年之外，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从先秦，到两汉，到唐宋元明清，都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个综合体。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它本身就讲究形而上和形而下有机的结合。比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他既注重周代礼乐等高雅文明的传承，同时又注重通俗化的教育，所以《论语》又是一部非常平民化的、世俗化的道德箴言。中国古代的一些仁人志士，虽然是科举出身，但他们通过对通俗演义、通俗戏剧的提倡，把国学的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相结合，做得非常好。上世纪很多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如章太炎、朱光潜，都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普及。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传承。讲究雅俗共赏、雅俗交融，既要注重向上的提升，也要讲究向下的普及。
要把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有机结合起来。向下普及就是要真正把国学的精粹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老百姓。我反对一些人把普及理解为媚俗，把普及变为一种商业活动。它很容易鱼目混珠，市场需要什么来什么，实际上是把文人变为书商，把普及等同于媚俗，这是不对的，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普及是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请问您怎样理解这样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袁济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这也标志着党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有一条即是要全面批判“封资修”。传统文化是“封资修”的重要部分，是要受批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一步步加强。十六大提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精神是一个集体的精神概念，“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际上也牵涉到个体的问题。因为“精神家园”牵涉到个体的精神皈依、精神信仰，它要解决的是人文关怀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把集体的人文关怀进一步和个体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精神。讲“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但更强调个人。不像过去片面地说集体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和世界接轨，经济发展了，人本观念在提升，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在增长。物质文明始终是精神文明重要的基础之一。反过来，精神文明也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国学和经济的发展相关，和社会的发展相关。国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环节，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当未来的国际竞争到了一定程度，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未来社会中将会更为重要和突出。将来在人类的经济一体化时代，唯一能使国家得以安身立命、得以保持民族特点的就是文化。我认为，世界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但文化应该追求个性化。因为人类惟有精神文化是永远不能被机械化、经济化的。
记者：展望未来，您觉得国学最可能的走向是什么？
袁济喜：国学使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得到传承。我们要创造新时代的国学，能够使国学真正地和中华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国学的作用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到，但是我可以预言，它将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因为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对人文关怀的需求将会更大。到了那时，相对那些经济发达但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国学的优势将更加显现出来。
中国的国学有可能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面旗帜，成为一个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当然它的前提是要和其他西方的文化、东方的文化兼容并包，绝不是以我们的文化来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庸》里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理念上是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多极化的。现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想，都是和这些思想有传承关系的。理想的文化应该是兼具共性和个性的。将来，国学在世界上应该既有其“大同”的一面，又有其个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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