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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没有把谁比作垃圾,可是余华、格非、苏童、莫言,这些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在他眼里比垃圾也好不了多少
当顾彬把中国当代小说比作为“大个的火腿”时,记者想起了莫言的《丰乳肥臀》,那本厚得像砖头的小说还真是个大家伙。而顾彬的形象有点像小一号,或者说清瘦版的史泰龙。他看上去基本上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的语调也没有丝毫火药味,但是话一出口,就像洛奇的出拳一样凶狠。
记者不是文学圈内的人,所以不知道他是否打得又狠又准。但他一定是一个执着的人,一个一根筋。一个小时的对话,他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笑容。即便是对一个外行,他也不想玩虚的。这次他没有把谁比作垃圾,可是余华、格非、苏童、莫言,这些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在他眼里比垃圾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几乎判了他们的“死刑”。
中国当代小说就是通俗文学
星期柒新闻周刊:提起您,就会想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个话题。绕开“垃圾”,让我们从您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判断开始今天的对话。您说过1949年前,中国文学,也就是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后中国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这是不是有种时代决定论的味道?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同一个时代,也会有不同的作家。
顾彬:那是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在文学上比一些欧洲的国家进步得多。而在1949年后,中国就和现代性的文学告别了。1949年前,就有一部分中国作家希望文学能够帮助中国得到解放,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何其芳和臧克家。今天来看,他们走的这条路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文学应该是为语言,为艺术,为美学而服务。现在,中国的文学基本上不再和政治相联系。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在去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据介绍,您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对中国文学作出判断和评价的?
顾彬:是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没问题。1949年到1979年,恐怕只能和东欧国家的文学相比较。1979年以后,中国的诗歌肯定没有问题,80年代的中国诗人可以和世界上重要的诗人相比较。从戏剧来看,中国在80年代做过一些现代化的努力,但是成就没法与同时代的世界戏剧相比,因为中国的戏剧基本都是模仿的作品。从小说来看,在80年代,中国还是出了一些好的作品,比如张洁的一些写妇女问题的小说。她的思想和当时国际上的价值观很接近,所以她的小说很容易被欧洲的读者所接受,她当时在德国非常红。王蒙的小说也具备了国际水平。但是80年代,中国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而不是小说。
星期柒新闻周刊:再往后呢?
顾彬:从1992年以后看,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样,也慢慢迈上了走向市场的路。德国读者大部分不看德国文学。在德国出版的文学作品,70%都不是德国文学。德国读者喜欢看美国小说和中国小说。为什么呢?因为1945年以后,欧洲的小说家不再写什么真正的故事,对小说而言,不再是讲故事的时代。唯一还写故事的作家是美国人和中国人。这也是美国和中国小说受德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但这些读者不包括知识分子,也不包括汉学家。这些读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水平都是比较低的。
在德国,我们把通俗文学作品称作为火腿。火腿,你今天买,一年后你还能吃,在路上在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吃。德国读者旅行时喜欢带上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比较厚,比较大,就像火腿一样。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他们在中国发表的书,到了德国以后,变成了火腿。德国知识分子、文学家看到这些书以后就会觉得很反感。他们会觉得,这些书不是为我而写而出版的,它们是给不了解真正文学的那些人看的。让他们觉得好玩,从中得到乐趣。所以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根本不属于严肃文学。
中国当代诗人不一样。德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很少有人看诗歌。但是无论是哪个城市,无论是哪个文化中心,如果请中国诗人来朗诵或者开座谈会,至少会来40个人,有时候会多到100个人、250个人。如果中国小说家来,最多来10个、20个读者。
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家,在中国都算是严肃作家,而且都曾经是先锋派。怎么到了德国就成了通俗作家了呢?
顾彬:因为他们讲故事。莫言的《生死疲劳》,还特别用章回体来写。欧洲的作家写小说通常都写一个人,莫言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个人,这让人受不了。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中国的当代小说家写不出一个城市的味道来。王安忆写上海,她写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上海。中国当代小说家喜欢讲已经讲过的故事,他们没有什么想象力。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故事呢?我们看报纸,看电视,听新闻,生活里有作家们想不出来的故事。我们需要的不是故事,而是揭示。但是中国当代作家没办法给我们揭示什么东西,不能给我们揭示为什么会发生某件事情,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有某个特点,为什么有人会跳楼,为什么有人会对生活失望,人应该走什么路,人应该怎么办。
星期柒新闻周刊:回答您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通过一个故事来表现吗?
顾彬:应该看这个作家有没有思想。现在的作家都是为了钱而写作。他们写作不会少写一句话,而一定会多写一句话。因为多写一句话,他们可以多拿一点钱。德国的翻译家翻译中国的小说,要“翻死了”。德国翻译家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是意译,都是减缩的。中国的小说都太冗长了。
在德国文学界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小说都是通俗小说。
中国当代作家:女的胸部大,他就想摸一摸
星期柒新闻周刊:翻译到德国的中国小说多吗?
顾彬:很多。卫慧、棉棉、虹影的书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德国大部分读者是女性。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在2007年说的“垃圾”,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些女作家的作品?
顾彬:对。
星期柒新闻周刊:如果说卫慧、棉棉的书是垃圾,那么您如何评价余华、格非这一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顾彬:他们根本不是先锋,他们是落后的。他们都在讲故事。比如格非的最新的小说还是在讲故事。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不少作家,他们小说中的叙述者对女人的态度是我们所受不了的。在他们的作品中,男人没办法了解女人。女人都是肉。比如说,莫言的《酒国》,男的碰到女的,女的胸部很大,他就想摸一摸。我打开一本书,看到这样一句话,我马上就会把书合上。我不能接受他们对女人的态度。
中国当代小说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就像一个病人,那怎么医治呢?
顾彬:第一,他们应该沉默二三十年;第二,他们应该继续写,写完后把作品放在抽屉里,过了二三十年,拿出来看好不好;第三,他们应该学外语;第四,他们应该读外国的原著;第五,他们应该和外国的作家见面,进行交流,不应该通过我们介绍。很多汉学家,没有文学的背景。
中国当代诗人写出了最好的诗歌
星期柒新闻周刊:高行健之后,中国作家有谁会诺奖呢,或者说您欣赏的当代中国作家有哪些呢?
顾彬:诗人:北岛、多多、杨炼、王小妮、翟永明。他们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诗人相比。
星期柒新闻周刊:请您也具体评评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吧。
顾彬:格非,《迷舟》不错,但后来的作品不喜欢,都在讲故事。苏童,一样问题。余华,他的先锋作品我不喜欢,我比较喜欢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但最近的小说不喜欢,《兄弟》写得比较脏。孙甘露,是在玩文学。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看过韩寒、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作品吗?
顾彬:我知道他们。应该有一个中国人告诉我应该看,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学者向我推荐他们。我也看过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寄作品给我,他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写作。新一代的人有可能会有他们的贡献。但我还要对此思考。
星期柒新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最欣赏的当代中国作家是谁?
顾彬: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北岛是美国人,多多是荷兰人,杨炼是新西兰人,他们还是中国作家吗?我这样回答你:翟永明。她是生活在中国的中国诗人。
星期柒新闻周刊:再加一个问题,如果范围扩大到整个20世纪,包括那些逝去的作家呢?
顾彬:鲁迅。
异端的权利
见到顾彬那天,南京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种灰蒙蒙的冷意之中。走在街上,一个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所涉猎的人,很容易就会想起格非或者余华小说里的一些场景:灰蒙、潮湿、无力,然后有一点虚无。
但是顾彬所住的宾馆,却透着一股暖意。房间里开着空调,顾彬仅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他从书桌上抬起头,握过手后,几乎没什么寒暄,采访就开始了。应该这就是德国人的风格,一是一,二是二,他们知道事物的轻重,几乎不需要取舍就直奔主题。
无论是曲解也好,夸张也好,“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已经成了顾彬的标签,也成了他行走于中国各个大学中文系的通行证。大学需要他,媒体也需要这个敢说话的炮手。
虽然之前就知道,顾彬对“垃圾说”进行了澄清,也知道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没什么好感,但是当他把包括格非、余华、莫言等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一股脑地归类于没有价值的“故事会”时,还是让人有点吃惊。这个看上去并不粗鲁的“德国炮手”,想干什么呢?
看着顾彬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很难得出言不由衷、哗众取宠的结论。“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不会少写一句话,一定会多写一句话”,“他们根本不是先锋,他们是落后的”,当他把小说家们贬得几乎一无是处,同时慷慨地把诗人们放到圣殿上时,你不得不承认他是当真的。他有他的系统。这个在德国行之有效的精英系统,让他“爱憎分明”。
顾彬这次来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采访时,坐在记者身边的南大
在当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坛氛围里,德国人顾彬是个异数。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有说话的权利。
沃尔夫冈·顾彬
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
2006年11月, 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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