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批评的困境与内心的困境——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理解

进入新世纪以后,对文学批评的议论从来没有如此激烈,无论是普通读者、专业研究者还是批评家本身,不满甚至怨恨的声音强大而持久。这种不满或怨恨表面上似乎是由市场经济、商业化、大众文化等问题带来的。或者说由于社会转型或“历史断裂”使一些人感到了深刻的不适。但是,问题可能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业化,没有大众文化等,我们期待的“多元文化”如何实现?我们期待的创作、批评的自由,其空间将设定在哪里或怎样的条件基础上?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对当下的文化生产和文学实践条件还缺乏阐释的能力。我们可能只看到了社会的红尘滚滚,欲望横流,以及精神生活的迷乱或一团糟,并且以简单的批判和不断重复的方式夸张地放大了它，而忽略了变革时期文化生产、传播方式变化的历史合目的性的一面。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发生,2004年从异邦也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德国作家瓦尔泽的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这部小说2002年在德国出版时,他刚刚过完75岁生日。这本书不仅是他献给自己75岁生日的礼物,同时他也将因此书引发的巨大争论一起献给了自己。我们抛却这部小说遭到诟病的种族问题的“政治不正确”不谈,单就对那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文学评论沙皇”的抨击和讽刺,就足以想见文学评论家在当下社会中的面目是多么可憎和可怕:他在最典型的大众传媒——电视上,颐指气使地抨击一部作品,又趾高气扬地鼓吹另一部作品。那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当下中国,批评家的面目可能还要糟糕得多。

当然,这样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状况和实践条件完全认同。我想说的是,把文学批评的全部困惑仅仅归咎于商业化或所谓“批评的媒体化”、“市场化”、“吹捧化”等等,还没有对文艺批评构成真正的批评。因为那只是、或从来都是批评的一个方面而决不是全部。一方面,义愤填膺的批判特别容易获得喝彩和掌声,它是坊间或“体制内”“批评家”获得报偿最简易的方式;另一方面,这里以过去作为参照所隐含的怀旧情绪也遮蔽了当下生活的全部复杂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而对当下生活失去解释能力的时候,最简单的莫过于以想象的方式回到过去。事实上,历史是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

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诸多议论,使我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巴斯的一篇文章——《枯竭的文学》。巴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距今已经40多年。《枯竭的文学》发表之后,在美国引起了关于批评之死或文学之死的讨论。后来,从国内外学者那里也时常听到关于文学或批评死亡的噩耗,巴斯当年说的话还经常被当作有力的证据被引用。但是,可能不大有人注意,巴斯所说的“枯竭的文学”是有特别对象的。他是指实证主义或现实主义文学的枯竭——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事实也远非如此。巴斯之所以这样说,与他当时正处在文学新方向的前沿大有关系,他那时正在试图摆脱“文学”的规约,创造一种更新奇的文学。40年过后的今天,文学的可能性已经远远大于巴斯的时代。如果是这样,对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的绝望或怨恨,事实上是对文学和批评实践条件的绝望或怨恨。

2003年,赵京华翻译出版了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一书。在中文版序言中,柄谷行人说:“我写作此书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柄谷行人上面这段话,我在批评一个作家的时候曾经引用过。我感到震惊的并非来自柄谷对文学命运的基本判断,而是来自他对文学在中国命运的判断——在经济和文学都“欠发达”的国度里,文学和批评的衰落竟和发达国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究竟是文学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全球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我们都知道柄谷所说的“现代文学”和我们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什么。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作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同样道理,即便文学昔日的地位无可挽回,那么,也诚如柄谷行人所说:文学还会展示它固有的力量。

一次和洪子诚老师通电话,请教读《批评的尊严——作为方法的丸山升》后的体会是否正确。在这篇文章里,洪老师以他一贯的平实风格叙述了他对丸山升批评方法的认识。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在这篇读后感性质的文章的标题里,我用了‘尊严’这个词,来概括读丸山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这确有一些踌躇。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崇高词语贬值或变质的时代,这个词可能过于重大,但也可能过于媚俗。不过,如果从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一点,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恰切的吧。”我知道,这个交代除了洪老师的谦虚和温和之外,事实上也隐含了他对中国当下批评的没有言说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尊严”这个词就意味深长了。事实也如此。当下批评无论持有怎样的态度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很可能是对待批评本身的态度和立场。在洪老师的文章中,丸山先生对批评的诚恳给我深刻的印象,我以前不能做到,今后也未必做到。他确实是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楷模。如前所述,我虽然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有所辩护,但实际上,这些年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除了批评实践条件对我们的影响外,批评的武器或知识对我们的挑战尤其重大。事实的确如此。当传统的“元理论”被普遍质疑之后,批评家的思想活动并不是在寻找一种“元理论”,而恰恰是在批评自柏拉图以来建构的一元的、因果的、线性的、有等级或中心的知识或逻辑。在现代主义之后,传统的“元理论”不再被信任,特别是到了德勒兹、巴塔里时代,他们提出了知识或逻辑的“块茎结构”。在“千座高原”上,一种“游牧”式的思想四处奔放,那种开放的、散漫的、没有中心或等级的思想和批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就是西方当下元理论终结之后的思想界的现状。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将这种状况称为“元评论”。他在《元评论》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元评论”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

　　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状况与西方强势文化国家有极大的相似性。批评的“元理论”同样已经瓦解,因此,在学院批评家那里,文学批评渐次被文化批评所取代。但是,这个倾向出现之后,虽然暂时缓解了我们对“方法”的焦虑,但困境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批评可以不“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可以“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但批评真的就不再需要价值和立场了吗?批评家有自己提供的作为“局外人”的优越和权利吗?当然没有。但是在这种语境下,从事批评活动总是不免犹豫不决充满矛盾。大概也正是这种心态,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空前的“信誉危机”和可有可无、无关宏旨的地步。阿诺德在《当代批评的功能》中说:批评就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我们的文学批评创造出这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了吗?没有;苏珊·桑塔格在《静默之美学》中说:“每个时代都必须再创自己独特的‘灵性’(spirituality，所谓‘灵性’就是力图解决人类生存中痛苦的结构性矛盾,力图完善人之思想,旨在超越的行为举止之策略、术语和思想)。”我们再创了桑塔格意义上的“自己独特的灵性”了吗?当然也没有。“内心的困境”带给我们的是“批评的困境”,它们互为因果加剧往复。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体会,当然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困境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可以肯定的是,批评和批评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只有在批评中才能获得。在我看来,只有坚持批评的是非观、明确批评的价值立场,才是纠正当下批评被诟病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