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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这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授严家炎在近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如今的学者已很少有人赞成现代文学史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较多学者认为这一时间应该是从戊戌变法即19世纪末年写起。但实际上,近年来陆续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学的源头还应该向前推进1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
严家炎认为,近年发现的三个方面的史实可以佐证这一论点。
首先,“五四”倡导白话文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书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文中倡导以口头语为基础来形成书面语,比胡适的同类论述早了30年,也在客观上为白话文学开辟了较为宽广的途径。
第二,陈季同通过8本法文著作及给他的学生、《孽海花》作者曾朴讲课的若干中文材料,提出了“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世界文学用中国文学之参照”、“提倡大规模的双向的翻译”等主张,打破了千年来某些根深蒂固的陈腐保守、妄自尊大的观念,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韩邦庆在18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80多年前就已得到鲁迅、刘半农、胡适等“五四”先驱的高度评价,近年来学者们也从多方面证明《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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