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文学蜕变的现实标本

上个世纪80年代开端，张贤亮先生曾经是一位异军突起的骁将；到了90年代，张贤亮先生思想观念和从业倾向发生变异，很快适应了商业大潮，创办了西部影视城及所属各类公司，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完成了从作家转化为文化商人的“变身跳”，而且获得了很大成功。虽然张贤亮先生已成为商业巨头，却未能放弃作家的身份，商务之余，仍继续写作，随后出版了《习惯死亡》和《菩提树下》等作品。然而，鱼和熊掌不能得兼，文学精神和商业精神是互相抵触难以融洽的。尽管张先生为自己今年发表出版的长篇新作《一亿陆》叫卖宣传，读者拜读之后却非议迭起，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我认为，《一亿陆》不仅不能给张贤亮先生晚年增加亮点，而且严重损害了作者自身的形象和创作声誉。《一亿陆》最大的弊病，不仅仅是作者夸大杜撰的所谓人类“精子危机”的荒谬性和缺乏“叙事伦理”的合理支柱，更主要的是作者生活观念、价值体系的异化和主体创作意识的扭曲，促使所谓“借种生子”的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面貌粗鄙化，导致整个作品格调不高。可以这样说，《一亿陆》是文学蜕变的最新现实标本。

张贤亮在《一亿陆》的附记中自称具有“在文学创作上不断突破禁区的勇气”，这使人难以认同。张贤亮先生坦言：《一亿陆》这部长篇围绕所谓“精子危机”衍生的“夺精”、“卫精”之战展开的荒诞故事，“灵感来源于一则关于精子研究的新闻报道”。他惊叹：“当前金融风暴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人种越来越衰弱，精子越来越不行了”。按作品中人物的话来说，竟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用丹麦学者的调查数据加以强调“精子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关乎“民族危机”，发现一亿陆的精子良种则是“中华民族还是有救的”，这是彻头彻尾的无厘头“搞笑”，根本不是什么“警钟长鸣”！西方学者这方面的学说，只是人类应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参考。借观当前人类社会状况，一方面是不孕不育事例增多，一方面是人口数量的激增。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非洲）愈是人口膨胀的发源地。精子危机高论，与现实状况形成明显的反差。所谓精子危机充其量是某些科学家提出的未经普遍认同的伪问题，把它引用到文学创作领域，肆无忌惮地由此编造荒诞人物、荒谬情节，是不明智、不可取的。我们不必用传统的道德操守来衡量作者的创作倾向，然而让灵魂自甘与丑陋同盟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张贤亮先生的悲剧恐怕也正在于此。

纵观《一亿陆》这部小说，主人公一亿陆只是作者臆想出来的一个近乎弱智的人物，面目模糊不清，他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只是被作者播弄演绎“借种生子”的人体道具，艺术上并无创新。作品中的暴发户王草根及其所包“三奶”姗姗、从事色情行业的陆姐、二百五乃至嫖客“小老头”，作者对他们的猥亵、淫乱行径的描写也失去了伦理分辨和美丑判断。书中对陆姐自告奋勇亲自为弟弟一亿陆采集精液的描写违背了最起码的人伦底线。不仅如此，作者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描写“小老头”与陆姐之间的“性游戏”，而且有意识地予以美化。明明是嫖妓玩娼的卑污行径，作者硬在其狎妓过程中，穿插一层吟诗弄笛的古典风韵，把“小老头”这个70老翁的好淫本性变化成才子风流的“雅事”，什么“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仿佛文人嫖妓是怜香惜玉不是丑行，这种落后的封建士大夫的狎妓心态，是否是一种病态心理的投影呢?

面对众多读者的质疑，作者对记者申辨：“是社会低俗”，“是人物语言低俗，不是小说低俗”。这种说法很难说服读者。人物的语言特征是作家创作构思、创作个性的产物。社会低俗，作家不能低俗，不能去展览和欣赏低俗，甚至为低俗张目，而是应该去深刻挖掘社会低俗、人性低俗的客观根源，抵制和拒绝社会低俗对人们的侵害。低俗人物的低俗语言必须经过作家主观的筛选和提炼，使之符合艺术价值和正常规范。描写低俗人物的精神内质可以低俗，可以矮化，但作家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格调不能低俗，不能矮化，应该保持应有的精神高度和审美本能，描写低俗人物并不等于可以污秽化、淫邪化，让精神放荡和肉欲放纵，粗口犯滥，作家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体系不能混同笔下低俗人物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体系，使二者的关系暧昧不清，这是最大的错误和失败。

张贤亮先生是一个创作过许多优秀作品的作家，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以为《一亿陆》的创作是张贤亮先生的悲哀，也是文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