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叶广芩新家族系列中篇小说

去年到今年，叶广芩一口气推出了四部中篇，分别是《盗御马》《豆汁记》《状元媒》《大登殿》，分别刊发于《北方文学》（2008年第1、2期）、《十月》（2008年第2期）、《北京文学》（2008年第12期）、《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四种杂志。四部小说从外部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以京剧曲目命名，每部小说前都有当出戏的点睛唱段，有这么一两句唱词写在正文前面，待读过整篇，再与戏文对照，恍兮惚兮，前世今生、人生与舞台、历史与现在，叠印交融，边界已变得不甚分明了。

这是好小说的状态。也是读小说的好状态。

两个“好”结合到一起，或许会提供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四部中篇，除《盗御马》讲述的是自己的知青故事——这故事也恍然过去40年了——其余三部，讲的都是家族的故人旧事——过去也不过五六十年啊。也就是说，从春天到年末，叶广芩一猛子扎在她复杂多元的家族历史的深水中。家族于她，已有许多作品问世，其间不乏佳作名篇，比如《梦也何曾到谢桥》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近几年她由于挂职陕西周至，其作品更关注于现实所得，比如写得同样精彩幽默的《猴子村长》，比如旨在提供一份文化记忆的《老县城》，一度还稍稍放下了中篇而转入长篇构建，比如《青木川》，它也写史，但终归是别个故事、他人历史，虽也贴心贴肺，毕竟于她仍是少了一层肌肤之润泽，而后者，在她的近期三部中篇里得到发扬。家族梳理，有１９９９年长篇《采桑子》在前，它对纳兰性德同词牌的“谁翻乐府凄凉曲”的唱和，显示了作家的家族情怀与古典功底，那么十年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家族之述仍能引起我们进一步观瞻的兴趣呢？我以为，仍然不在京腔京韵、有板有眼、字正腔圆、珠圆玉润的“肌肤”，还有另一层包裹其内的核心叫人流连忘返。

这核心之寻，仍然须从“肌肤”说起。

三部小说，提供了大量信息。一层，自然是京腔京韵。说实话，此前我不以为用京剧曲目命名小说题目是聪明做法，它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夺人之处，一种对人想像空间的强行占有，于熟识国粹文化的人也许有深度的会心，但对于现在大多数经了几十年的西化阅读培植起来的读者趣味而言，可能过于强调这一文化背景会造成隔膜之感。这就是身为会心者，我虽欣赏其作为，但对其如此冒险之举不无担心的原因。是小说的叙事本身一点点解除这看来无谓的担心。叶广芩实在是一个擅讲故事的高手，她于故事中自然流露的叹息与幽默是如此地不同凡响，她不仅开宗明义地将那京戏的戏名写为标题，而且，从这京戏中明明白白地抽取与小说有着内容暗合意韵对应的一两句唱词，将它们赫然写在小说标题下的题记中，还不够，她的京腔京韵可不就是这两张“皮”，而是从内到外，从语言到人物，一板一眼，无不散发着某种韵致。以前，也多有写老北京的小说，从老舍、邓友梅的京味小说以至叶广芩前期小说，从某种程度上一直延展着这一写作传统，它夹杂着平民的精明与贵族的散漫，有一些不用力，有一些不经心，却又世事洞明，四处学问。这种韵致，才是她敢于将那标题与题记用得那么直白的理由，也是她的底气所在。如此，三者贯通，从皮到里，作家讲究一个“通”字，当然这“通”此时已不仅指形式的工仗考究，也包含了对历史、对传统、对命运、对人性了然于心之后的彻悟达观。后者，才是我们每每为其温婉的幽默吸引的原因。

二层，是字正腔圆。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小说语言体现了一个个性化作家的超出其文化传承的那部分，如果超出的成分越多，小说的可爱处就更多一点，这可能指的就是创新。但是往往这层意思最易遭到误读，一个作家有时会为了创新而扔掉传承，从头重来，以使得小孩与浴水一共泼去，那语言反因没有根基而残败不堪了。由此看，叶广芩的语言功力正在于能于两者之间有所兼顾。所谓字正，她的书写确有传统可依，行文上的确不焦不躁，舒卷自如，任由情节翻覆，也绝不破坏语言自身的美感。但又能有所跨界和跳出，与老舍传统的京味又有所不同，毕竟，这是五六十年之后的书写，是白话文发展成熟而又面临着语言世界化的“大同”的书写，民族传统与全球文化之间，叶广芩机智灵性，以个人化的创造在留与祛之间腾挪有余，在越来越平面化、公共化的语言的小说发展史中，她每每能超拔其外，在叙事层面上以个人化的创造保持着文学对于时代的矜持。老实说，我喜欢这种保有距离的文学矜持，相对汉语语言的现状、平面化的趋势在小说中漫延和它与创造者的深层博弈而言，叶广芩做到的虽不最好，但她以她清正的文字诉说了她的文字是有来历的，这是“青衣”式的写作——一个比喻，这是大的传统；当然她在处理个人表述与语言传统的具体关系时，其表达的创造与跳跃又是“花旦”式的，这好似又是她腔圆的创新。

三层，是珠圆玉润。家族往事，已然是小说家笔下的老故事了，自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开始便已推陈出新，就是在叶广芩本人笔下，家族也已然不是一个新命题了。但是这次有所不同，用叶广芩自己的话说，《采桑子》系列是他人的故事，而以《豆汁记》《状元媒》牵出的这个系列却地地道道是自己家族的旧事，或者说，小说中归根结底有着自家亲人的影子。因了这一层原因，家族的书写与以往的家族叙事有所不同，他人的家族也许更着重历史的沧桑，而自家的往事却有着亲情的微温，虽然远隔半个多世纪，但轻触的手指得到的不会是隔代的冰霜。这就是为什么叶广芩的新家族系列外表看似写事，奇趣的事相之外，其实着力的仍在写人。人物，是永远比历史和寓言有温度的存在，也许，家族的女性视点可以为考证方兴未艾但一直未能好好总结的家族小说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当然，叶广芩从来不在写作中置入性别出发的狭隘，她的出发点一直是人，有着人类共通的属性。以此说来，与《状元媒》所写中国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介绍下“我”的父母的偶遇相识与结为连理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相比，我更喜欢《豆汁记》的平实。小说以小孩“我”的眼光写一个叫莫姜的女人被父亲“捡”回家来，给家中做工，她精通厨艺，练达人情，不仅里外操持着繁琐的家务，而且还给予成长的孩子们以生活的天真与快乐。由于有莫姜的存在，全家在困难时期仍能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由这个不是家人的亲人，作者写出了困顿中的人情。这还不是这部小说的重点，她以莫姜的现在引伸而上，我们见到了一个于宫廷中流落出来的女人的命运，以莫姜的过去带来的她的不可期的将来，由“我”眼见这个女子如何对待与处理与抛弃她的前夫的关系。她始终仁爱对人，不离不弃，一生洁净，自爱自尊，到“文革”时期，当前夫的私生子给自家主人带来动荡与侮辱时，她的内心又是如此地不安，以致以生命的付出而做一了断。这是我们在大起大落的命运中见到的无数人生中的一个。但是叶广芩并不因此罢休，她一点点渗透，那豆汁并不只是美食道具，作家本人也表明绝不是在对某种记忆中的饮品广而告之，那么，它是什么呢？平常人生中迸出的人情之常，有时并不需加入许多艳丽的颜色与复杂的佐料，原本的人生，可能因为朝代的更迭、时代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是，这些人生的底部，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爱人的人性。它看起来平淡，但真正做到或者品味起来，其深味犹考验着我们可能已变得迟钝和混杂的味蕾。

不能不说这些是《大登殿》的一种来源。《大登殿》虽没有《豆汁记》的不愠不躁，细读的话其神韵是统一的。从情节上讲，《大登殿》是《状元媒》的续篇，从人物上看，这部小说将上部小说以事件为主的散点透视聚集为母亲这样一个女性。

小说有两条线，一条从母亲的洞房花烛夜写起，没有缠绵，却有着“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的效果。新娘晚上就闹着回娘家，不为别的，就因为在夫家发现了另一个女人，而母亲要做的是妻，而不是妾。这条线完全是场景复原，显然可能是作家听来的亲人口述的一种记忆组合。另一条线，则切入现实，引出一时尚、文静也不乏聪慧的姑娘给人做“小”的拐弯亲戚博美。两条线时空跳跃，主次切换，却交叉于一个问题——女性人格的尊严。整部小说，母亲与其弟陈锡元到天津找状元媒人讨说法一节写得最为精彩。媒人刘春霖的回答是“明媒正娶，坦荡磊落”，是呵，媒妁之言，庚贴换过，大礼行过，主婚证婚都在，“怎能是小老婆？” 母亲千里迢迢，要到了说法，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写的是什么？名分对于人的重要，并不只是观念问题、新旧时代问题，而是事关人格、尊严的永恒的人的问题，人类的某些基础原则诸如为人准则、伦理法则是不能变的，母亲有对自我独立人格的清晰界限和对之绝不妥协的求证，教人肃然起敬。“人走留名，雁过留声”，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小说中老北京的南营房已经在现在的城市地图上消逝了，那里往昔的市民也早已四散，母亲一代人或者老去或者正在消逝中，但生命中的一些原则也会随之四散和消逝吗？老辈人一代代以生命、以戏文建立和传承的信念也会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吗？这里有对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人格文化失落的不安。叶广芩在她的创作谈中言，她只是拾掇起“历史的旋回碎片”，我却觉得在她的历史书写中仍有人格的深意。是呵，“讲什么正来论什么偏”，但是这两个女子——莫姜和母亲，她们生身贫寒，却一生持有高贵的尊严，这尊严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植根于在历史人格的长河中对文化传统的敬畏。

陶渊明曾有《形影神赠答诗》，其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句，教人感慨良多，积极地看，那是因拥有不变信念而在可变时间中具备了迎送生命的从容与坦然。对于生命，在一切物相组成的“形”与一切历史构筑的“影”之外，那个“神”也许是每个文学家向往捕获的。叶广芩的“神”，实际上仍在写一种人的精神。传统京剧，无一不集中于人间情、义两字，它最不齿的是无情与忘义，这是戏的“神”。人总应有些什么承接天地，尽管时代一波三折，命运大起大落，人物出出进进，但是，这种面对一切的精神认定与优雅风度，是属于站立着的人的。所以，叶广芩能从那宝石店的玻璃外与儿时曾见的扁方对视走过，大化之中，已经什么也摇动不了她冲淡平和的心境了，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挺身而出的，一定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