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徐坤等8位作家获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

由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和山东省淄博市政府主办的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日前评出，在参评的541篇作品中，欧阳黔森的《敲狗》、陈麦启的《回答》、张抗抗的《干涸》、阿成的《白狼镇》、徐坤的《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杨少衡的《恭请牢记》、鲍尔吉·原野的《巴甘的蝴蝶》、红柯的《额尔齐斯河波浪》最终胜出。 看《聊斋》学讲故事

　　作家徐坤说，《聊斋》里塑造的妖狐鬼魅、才子佳人、乡里朋党……种种诡异之人、离奇之案、悱恻之境，曾经构成自己少年时代浓重的探索心结。在那个难得有书读的时代，她曾经从当知青的姑姑那里偷得一卷在手，悄悄彻夜捧读，真个是又怕又爱，又钩沉又粘连，半懂不懂之间，被里边的故事情节吸引，战战兢兢往前，一心想着去魅，揭开故事的谜底。

　　欧阳黔森对于蒲松龄的了解，最早源自母亲。在他年幼的时候，每逢夜深人静，母亲总是给他讲《聊斋》故事。那时候家里没有《聊斋志异》这本书，但是那些故事人物，经母亲讲出却是那样地生动。“我们可以想象，蒲松龄讲故事，可以把原本该害怕的东西讲成了让人无比向往，这要怎样的功力才能做到呀！如是，蒲松龄堪称中国乃至世界，那个时代的短篇王。”欧阳黔森表示，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不像长篇，语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讲好一点，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点，总之可以弥补。

　　当年杨少衡下乡插队的闽南山村，有一句土话成语叫“聊斋讲鬼”，当地老小个个了然，可见影响之深。但是当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才有机会在友人那里看到一套《聊斋志异》。杨少衡表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于自己而言相当于文言文与短篇小说写作的开蒙读本，所以特别崇敬。“我记得当时拿到的《聊斋志异》版本挺特别，不是我们熟悉的简体横排本，是一套古版影印本，既是古文小说，又是书法艺术，自然还是繁体，竖排，无标点。让我当时读起来很吃力，有如天书，但是读进去了倍觉余味无穷。那段时间里别的不看，只读《聊斋》，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啃下来后，感到特别有成就感，是多重收获。直到今天回味那一段阅读记忆还显得别样美好。”杨少衡说，自己常感叹如能学到老先生一点皮毛，小说就不是如今这样。因为“老先生笔下的聊斋人物包括鬼化人物堪称一绝，丰富多样而独到，别人只觉阴森之处，他能发现柔美”。

　　“当我自己真正走上写作这条职业道路，并有了一定生活经验和阅历之后，回头望时，方才知晓，其实我们都是‘20岁以前读李杜，40岁以后读《聊斋》’。”徐坤说，中年的我们不再在真实生活中跟现实较劲，而是开始在文章里做灵魂的游戏。灵魂的游戏，应该是对蒲松龄小说最好的解读，也是自己今天写短篇小说的旨趣之一。一部《聊斋志异》，正是由诸多灵魂的游戏铺排起来，连缀、穿插，相映成趣，构成了一部反映社会百态的百科全书似的经典大戏。它与现实交相辉映，一直照耀、指引着我们今天的写作路程。蒲松龄小说奖是极有创意的文化善事

　　张抗抗表示，文艺报社和淄博市政府为纪念蒲松龄先生设立的“蒲松龄小说奖”，是一件极有创意的文化善事。短篇小说篇幅虽短，对于叙述语言，却有密度上的特殊要求；小说结构看似简单，奇思巧构难得；人物寥寥几笔，呼之欲出不易；在这个以长篇巨作确立丰功伟业的年代，短篇小说难以“得道成仙”。张抗抗表示，自己把这个奖项，看成是对今人仰慕、学习、继承蒲松龄老前辈高山仰止的文学成就的一种鼓励，也是对自己偶尔尝试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鼓励。“若是说，《聊斋》本是个讲故事的场所，那么，写作的人，常常来这个无酒无茶无功利之心的寒舍里，坐坐聊聊，听听蒲松龄式的讥诮之语、蒲松龄式的无邪之笑，由此激发才思，多一点对天下生命的尊重和怜爱，应该是有益的吧。”

　　在鲍尔吉·原野看来，如果有一个时代，一种风潮或者说一级政府以阔大的胸襟推动小说生态的优化，那就在推动文学的发展，是在提升民族的素质，使之趋于良善，避于鄙俗。他说，蒲松龄为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史的内存增添了独有的荣誉，他的才华和语言都使他的文学创作臻于伟大的境地。淄博市人民政府设立以蒲松龄命名的文学奖，不仅光昌小说创作，也使山东和淄博将固有的文脉被泽当代，这是为“史”所行的德政，时间将证明它的价值。

　　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利民表示，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已成为淄博的标志性文化品牌，对于深入挖掘、开发和弘扬聊斋文化，扩大淄博对外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举办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已成为彰显淄博新形象的重要窗口。淄博将以举办“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为契机，大力弘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合理利用丰富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文化内涵，为建设经济文化强市做出新贡献。

　　2004年设立的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是继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之后又一国家级文学大奖。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贾平凹的《饺子馆》、陈忠实的《日子》、莫言的《月光斩》等8部作品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