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金庸何以独霸中国文学“江湖”

       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并有可能出任名誉副主席一职，消息传出，引来了多方非议。人们对这件事感到好奇，是因为想象不到垂暮之年的金庸何以如此热衷名利。也许在众多“金迷”心里，金庸完成十四部宏篇巨制后，就该像他作品中的“高人”一样隐遁于世，以这般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篇章画句号，实在有辱“大师”风范。

       沉湎于武侠小说的人们为金庸塑了金身，他们容不得金庸有半点世俗倾向，一厢情愿地陶醉在虚无的幻象中，就像崇拜演艺明星的人看不得偶像也有不可示人的一面，当大梦醒来后压抑不住受骗的怒火，恨不得啖其肉吸其血。然而，几乎没人关注金庸是不是有资格加入中国作协，而是在该与不该加入的问题上争来争去。

       早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年，就有人动议希望港籍作家加入中国作协，目的是体现作家协会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只可惜包括金庸在内的香港作家并未响应。有人认为，当时的金庸陶醉在“最有影响力的华文作家”美誉中，并没有把大陆作协放在眼里，而随着年事渐高，各种荣誉也开始渐行渐远，这时候突然想起加入中国作协自然有自己的打算。这样的分析不够立体，功成名就的金庸还不至于沦落到炒作自己的地步，想必是人到暮年愿与各方为善，加入中国作协只是送个顺水人情而已。

       事实上，金庸对中国大陆文学的认知程度未必比别人差，早在浙江大学文学院任名誉院长期间就曾“希望大陆文坛多些生机”，但不幸的是他的“希望”并没有感召力，虽然其后“余含泪”、“王羡鬼”等为活跃文坛不遗余力，但终究过于乖张，不仅没有匡正文坛形象，反而成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至于那些裸体吟诗、跪求富婆包养、专事风花雪月的作家，人们从心底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家看待，越是哗众取宠就越让人觉得他们毫无学养。　

       填补中国人的精神空缺　

       当今的中国文坛状态并不令人看好，作家群体鱼龙混杂倒在其次，关键是几十年没有一部能深入人心的作品问世。但社会心理毕竟需要激励和抚慰，既然没有引人思辨催人向上的著作，就只能由休闲解闷的文化产品来填补空缺。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填补中国人精神空缺的产品之一，不但在大陆长期风靡，在世界华人圈也大行其道。究其原因无非两个，一是说明迎合了社会的需求，二是反证出主流文学出现了严重颓势。

       当然，出现上述问题与金庸本人没多少关系，他不过是个名叫查良镛的人，除了擅长写武侠小说外，其他方面与常人无多大区别，并不像“金迷”们想象的那么超凡脱俗，也不像反对者说的那么阴毒。是一个虚妄群体把他捧到了大红大紫的程度，以致他如果不成为中国官方作家都不能显出中国作协的代表性。这样的效果颇具戏剧性，声称居于世界华文金字塔最顶端的中国作协借港澳作家助阵也有难以言表的苦衷。但根本原因无非是一些被称为作家的人担当不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才使人沉迷在虚幻的故事中去寻找精神刺激。

       年逾八旬的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定型，无论在朝在野都不会有实质性改变。但从中国作家协会的角度看，由于广纳官员作家、明星作家、下半身作家几度泥沙俱下，并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备受社会舆论诟病。若把自由派的港澳作家囊括在“体制内”（哪怕是松散型），也算重大工作成效，起码是大陆文化感召力的体现。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归属”概念，站在局外将之释为一种叶落归根的文化自觉也无可非议。

       作家是种神圣的职业，谓之“神圣”，首先是他们记述着一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就像曹雪芹之于大清，鲁迅之于民国，没有哪种记载方式能超越其影响力。在高尚与卑劣、正义与邪恶仍然构成人类社会矛盾主要元素的时期，那些有悲天悯人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注定要为人尊仰。遗憾的是，中国人切身感知的现实与这一理论恰恰相反，因为“余含泪”、“王羡鬼”们背后飘舞着的不仅是风花雪月，还有足以腾笑于后世的谗言媚语。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文学才陷入了一个假繁荣的怪圈，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显得步履维艰。

       《五蠹》曾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认为，片面把儒夫和武侠标举为精神偶像的社会都不是健康形态。虽说金庸是小说大师而不是江湖大侠，也应该看到，他提供的武侠文化远不是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意思的是，“体制内”的中国作协对此不但没以“弘扬主旋律”为基调衡量，反而要将“作协名誉副主席”的光环戴在金庸的头上。此举能不能称为“乱法”和“犯禁”另当别论，问题的要害在于，一个有5000年文化积淀的泱泱大国，何以让一个武侠小说作者独霸“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