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城市文学：“看不见”的城市

　　“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研讨会在沪举行，评论家热议——当下城市文学：“看不见”的城市

　　如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伴随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城市文学”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近日，在上海市作协举办的首届上海文学周主体活动“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评论家对当下城市文学的现状和问题热烈讨论。不少学者表示，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城市文学将非常壮大，尽管还要关注乡村题材，但“总的来讲，的确会向文学的城市化发展”。

　　多少作家真正了解当下城市？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城市文学作品，往往不如乡村题材写得深厚、丰富？为什么很少看到描写城市的优秀作品？”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颙在研讨会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而这也是与会评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也谈到，近年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乡村题材占有绝对优势，但他预言，往后文学发展中，随着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乡村题材会逐渐萎缩，会向“文学的城市化”发展。可“作家究竟对城市了解多少，这很值得怀疑”。评论家何平的发问直白而有力。

　　现代以来，城市文学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一直没有成为主流文学。占据文学主流地位的从来都是乡村题材文学作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书展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乡土文学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中国本身具有乡村性，中国百年民族悲情的状况，用乡土文学来表现，往往更有力。而城市文学在中国现代化里是两面的，一个是现代化进步的象征，另一方面跟西方有联系。认为城市文学中丢掉了很多本质化的东西，因此没有受到好评，给城市文学的限制相当大。“按照这种极差来确定的文学格局，那么城市文学就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张爱玲等人就始终不是主流作家，城市文学也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尽管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改变，但中国新文学的秩序还是在起作用。”

　　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老舍，这是新文学中比较有合法性的。茅盾的《子夜》也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像这些作品都没有形成深厚的基础。所以到现在，文学的发展，在传统文学的框架里，虽然说城市文学比重越来越大，但结构中等级的差别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改变，这可能是一个基本形态。

　　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都提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城市文学在美学价值上似乎一直存在一种劣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暗示，把乡村作为精神家园。即使描写城市，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是一个逃离之所，精神最终指向的还是乡村。只有这样的主题才正确，这样的小说才是正确的小说。而这似乎是到现在都无法排除的事实。”评论家阎晶明如此表述。

　　“这是所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比如早年美国、欧洲小说里都讲到回归田园、乡土。后来，城市化进程彻底完成了，‘还乡’就会变成很遥远的东西。”张颐武说，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实际是经济背景的不同，这是与整个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文学上，这方面的处理比较简单。“城市中，人性本身并未发生变化，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性所展示的不一样。”很多作家往往从简单的道德观念出发，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切的体察，往往用农村的价值观来看待城市。“这一套是行之不远的。不是从一个社会整体结构来考察人性的复杂性，而是用道德来判断人性有高低，这有根本性的局限。”

　　评论家施战军也注意到，中国作家缺乏对城市整体的把握，往往片段式的叙述很精彩，但在整体把握上无能为力。评论家何平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整体把握并非对城市生活的全面了解，而是对城市精神和城市人精神的探知。现在的城市文学的不足就是这种把握能力的欠缺。

　　施战军告诉记者，在这方面，新生代小说家，比如张旻、荆歌、罗望子等，曾经做过一些努力，他们使城市成为中国文学正面表达的维度，以前写城市是不被看好的，新生代作家开始大量写城市。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他们对城市几乎都是状态式的、情绪式的描摹，这样的描摹呈堆砌之势，压盖了对精神的穿透性认知的意图。正因为此，表现出的是暧昧的、飘忽的、碎片化的城市。作品中也大多是非主流人物，比如游民、无聊者等。缺少一种整体把握能力，从中看不到城市人和城市的整体风貌及其精神结构。另一部分作家，比如上海作家俞天白笔下的“大上海”，有史诗化全景式展现的努力，但一定程度上又忽略了日常生活感受中的城市人的状态。上海作家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内里是生命、生存的悲剧感，形而上的东西想得多，但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上似乎还是有许多空间没有展开。“为什么一提城市文学就提巴尔扎克、狄更斯，巴尔扎克也写得很杂，但他能把城市人基本的精神状态立体地体现出来，他们的吸纳吞吐能力实在是强大。而当下的中国作家，心胸和襟怀还远没打开。”

　　“不仅是年轻一代存在这个问题，老一代也同样如此。过去我们一直太向着大的语词起劲，因大失小，而现在我们又因小失大。怎么能在大小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当务之急，带有精神的整体认知的倾向，世道与现时代人心贯穿性的探照，是我们的纯文学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施战军如是说。

　　上海作为城市文学的标志性优势已弱化？

　　曾经，提起城市文学，人们首先想到上海，提到茅盾、张爱玲、王安忆等人。而今，上海作为城市文学的标志性优势似已弱化。

　　“我们现在说城市文学，好像就是上海的城市文学，我一直反对这个观点。”施战军说到，王安忆及其之前可能是这样。这20年来，上海还有陈村、王小鹰、孙甘露、陈丹燕、唐颖等，他们确实使上海在城市文学中所占的份额太突出了。但好几位名家多年不见新作，现在，上海城市文学的标志性的中心优势，已经明显虚化了。如果说相对于从前，上海的城市文学有一定的人才断档的现象，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城市文学人才没有新生力量，多样化的城市文学在别处正呈现着蓬勃兴盛的势头，在广州、深圳、苏州、南京、北京、成都、武汉……

　　张颐武则认为，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和茅盾的《子夜》，形成互补。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在中国城市经验中，采用史诗性写法的，《子夜》是规范，是标准；而张爱玲虽然缺少对城市的宏观把握，但她最大的贡献是把上海写“活”了。

　　而今，张爱玲的衣钵有一些人在努力继承，但还没有出现一个代表。而《子夜》这种史诗性的城市文学作品却更加后继乏人。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福布斯咒语》跟《子夜》的结构很像，写新世纪资本运作的结构转变，可作者王刚生活在北京。

　　以《子夜》开篇吴老太爷进城的细节为例，张颐武说，当吴老太爷看到黄包车上因被风吹起旗袍露出大腿的女人，一下子崩溃了。茅盾通过一个细节就把当时城市的感觉写出来，写活了。“现在的上海作家，绕来绕去的很多，没有一种真正的对都市真切的人性体察和都市状况的体察。”

　　他还表示，《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死去时，上海事实上没有死去，而是重生了。现在的社会，有无数“王琦瑶”的孙女和外孙女在上海的大街上活动着，像狐狸一样。可对上海城市生活的新形态，很多作家都缺乏整体社会结构上的把握。

　　城市叙事：青春文学比城市文学更丰富？

　　“我认为对中国城市变化的反映，城市文学比不上畅销书。”研讨会上，评论家何平直言。作家赵长天也表示，自己从畅销书中可以了解到自己未知的城市社会现实。

　　目前的畅销书和网络文学作品中，大多已将城市作为他们描写的基点。但施战军仍明确表示：“对畅销书和网络文学中的城市描写，我评价并不高。”在他看来，那些作品也写城市生活，只不过是读物写作而已。城市并不是他们真正的描写对象，那种所谓城市是充分符号化的，而更多的是描写他们在城市里的自得和自我幻象，以及城市里所遭遇的小心情小遭际等等，对城市精神的揭示所作的贡献很小。从深度、广度上远远赶不上纯文学作家。比如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城的灯》，范小青的《城市表情》，赵本夫的《无土时代》，中国作家在写城乡差别之下的城市与城市人方面，不仅有宏深的景观，更有深刻的对世道人心的把握，虽然“恋土情结”挥之不去，但网络文学和畅销书与这些作品确实不具备可比性。

　　他同时认为，畅销书的热销和网络文学的火爆，是由于中国的多数读者所构成的、很糟糕的阅读格局，真正具有文学感受力的读者的数量也许少而又少，整体上，阅读素质在急剧下滑，他们不愿去想生命深处和人性高处的问题，愿意去围观生命和幻觉表象中的泡沫，“这种情况下畅销书和网络文学怎会没有读者呢”。

　　张颐武也表示，诸如青春文学之类的畅销书具有不足之处：这些作品只是从感性上表达都市生活体验，但表现得不够成熟，也缺少深度。“写得好不好可以探讨，但这种结构的转变是个客观事实。”在他看来，这样的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体现了全球都市化的进程中结构性的转变。

　　他甚至将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寄望于这些年轻作家的转型。传统作家的都市经验跟当下的都市现实脱节，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变化、潮流、走向把握不住。他说，《子夜》对潮流走向把握就非常精确。而现在的传统文学作家对股票、KTV等这些影响当下都市生活的重要元素，无法得心应手地深入。尤其对于一线作家而言，写作技术上很成熟，有很强的能力，但关键是，新世纪都市生活的发展太快，他们没有跟都市人一起前进的力量。他们“退出”城市生活的中心之后，可以从高远的角度对人性进行描写，但是对都市生活的脉动有隔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对城市生活脉动非常熟悉，茅盾对三教九流的生活了解也很深入。像现在这样，根本不可能出现经典作品。所以只能写都市人心灵的寂寞。还不如青春文学有都市生活的感受，虽然这些作品不高级和不复杂，但鲜活。很多传统作家就写得死气沉沉。他们对城市的记忆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他们能把握。现在的都市生活怎么把握？他们也走在都市街道上，也参加酒会，但那些活动都是浮在城市表面的，他们对这个城市生活内在的逻辑结构不清楚。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传统文学有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无法深入城市结构内部。”“一线主流作家在这方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生活的中心记忆、青春时代的记忆都是农村记忆。中国当代的主要作家他们的主要记忆都是农村记忆，不可能有一个大的对城市体验的新的展开。比如刘震云的《手机》也一定要找到一个农村的支点，才能写出都市来。而那些在主流文学外围的作家，没有进入职业作家的状态，也可能有机会去深入了解都市生活的一些东西。”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