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文学性”的遗忘与当代文学评价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其实都是与文学之外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性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这一方面因为“文以载道”的功利主义文学思维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则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面临着比文学性更为峻切的国家、民族现代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最习惯的仍是一种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评价，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非文学的话题来谈论并作为评判文学价值高低的依据，是一种源远流长且被广泛认同的思维定式。对于“文学性”的遗忘，对于文学“审美属性”的忽略，已经成了一个共同守护的秘密。我们读一部作品的兴奋点、关注的焦点总是集中在题材、主题、人物等极易作社会学解读的因素上，而审美的、艺术的问题则沦为了一种次要的因素，这样的现象至今存在，没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越来越远离其本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前30年，中国文学仍然是在此种价值观的轨道上滑行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冲动则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在努力完成向文学性本质的回归。尽管这种回归“文学性”的历程本身是曲折的、充满了变异与犹疑的。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的到来，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变革，“纯文学”文学性的价值又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某种意义上，80年代对“纯文学”的热烈想像与诉求与90年代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似乎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条充满悖论的内在逻辑线索。

　　事实上，考察“纯文学”与“文学性”的命运也正是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中国当代文学的“纯文学”之旅应该说是以中国当代新潮（先锋）小说拉开帷幕的。新潮小说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场文学革命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在“纯文学”以及“文学性”问题上的新认识与新突破密不可分的。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详细分析过新潮小说“纯文学”诉求的“现代性”背景：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焦虑在文学中得到了迅速的呼应，“现代化”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诉求，文学也不例外，它不仅狂热地参与了现代化神话的建构，而且成了民族现代性诉求最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又是以“旧的文学形态”来承载民族的现代性诉求的，除了空洞而狂热的现代性激情外，文学关于自身现代化的想像是迷茫而残缺的。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文学的不满更为强烈，这表现在：其一，呼唤“纯洁化”；其二，呼唤“现代化”。80年代初期所谓“真伪现代派”之争其实也正是这种焦虑的体现。这就是中国先锋小说产生的背景。（参见《秩序的他者》，《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在这个背景上，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下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纯文学”建构。先锋小说对于西方叙述方法的大规模引进和出神入化的融会贯通，初步满足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关于审美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想像与期待，释放了文学的焦虑，也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与陈旧的文学形态之间的矛盾。既与社会其它领域的现代化诉求相呼应，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又极大地提高了汉语小说的叙事水平。先锋作家把“叙述”的地位抬到一种神圣的地步之后，在“怎样写”、如何叙述的问题上他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更为可贵的是，先锋作家在“引进”这些先进的陌生于我们的文学传统的叙述方法时，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和主体创造性。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叙述方式虽然是“拿来”的，但却是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驾驭的。因此，叙述方式的革命在先锋小说文本中总是给人以得心应手的感觉，他们仿佛不是“模仿者”而是创始人在小说中进行着炫耀式的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先锋小说以对“想像力”和“语言”的崇拜，形成了以形式主义为核心的“纯文学”理念，并极大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实验，不仅使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由空洞的想像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态，由观念的演绎变成了真实的实践性内涵，而且真正实现了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剥离，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性”的真正展开创造了条件。

　　然而，先锋小说建构的这个 “纯文学”的乌托邦神话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破灭了。一方面，先锋小说是以对“纯文学”的承诺来回应80年代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想像与呼唤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先锋小说就建构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形式的神话，语言的神话，创造的神话，自我的神话，下个世纪读者的神话，等等。但随着先锋小说的展开，这些神话却一个接一个破灭了。先锋小说利用人们对神秘、陌生“形式”的敬畏与宽容，建构了一个“仿制”性的形式大厦，这个“大厦”作为纯文学的示范性“榜样”，确实在一个时期内对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脱意识形态性”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形式”被自我和他人的反复复制，小说已不是“创造”而成了作坊式的“生产”，“形式”所内含的创造性和个性就被挥霍殆尽，“形式”日益蜕变为一种姿态、一种符号，成了平庸的、放纵的、不知所云的文学的庇护所，读者对这样的“纯文学”也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和时代语境的变化，90年代以后文学温度的降低，不仅使纯文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且使得纯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怀疑。很多人把市场经济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混乱以及道德的滑坡都归罪到“纯文学”身上。在对“纯文学”以及“形式主义”的反思 、批判中，“文学性”似乎又成了文学的社会承担能力、对现实发问能力、责任感与使命感等等的对立面。先锋小说在80年代以轰轰烈烈的“革命”方式确立的“纯文学”价值观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其实是由中国文学评判标准问题衍生而来的。一方面，中国文学的评判标准一直缺乏稳定性，一直没有能够形成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拘囿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与核心尺度；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又一直不是有机性的，而是随机的、割裂式的，没有形成兼容不同形态、不同诉求、不同审美理想的综合性的标准体系，总是或左或右，以偏概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局部、不同的理念出发完成对其它文学形态或整体文学状况的判断。这也是社会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政治的批评、审美的批评、道德的批评、精神的批评总是被极端化的原因。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标准”第一性的被消解，随着多元化文学诉求的逐步实现，随着文学性想像的空前高涨，历史其实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建构有机性、综合性文学标准的机遇，但是遗憾的是可能性并没有转化成现实性，“政治标准”被消解后带给文学的价值真空，非但未能给中国文学界一种有机性、生态性的文学思维，反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纯文学的狂欢”之后，在全球化、文化研究、大众媒体的操弄下出现了无所适从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的状态，经典与非经典、好与坏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又出现了复辟过去的文学思维、否定“文学性”、重新回归意识形态批评的倾向。当今的文学评判尺度再次出现巨大变化，也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历史化问题再次被延宕，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题材决定论”、作家身份论等文学评价尺度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坛有再度复活之势。某种意义上，所谓无产者写作、底层写作、农民工进城、打工文学、中产阶级文学、主旋律写作、反腐小说、新生代小说、80后写作等等话语在中国文坛的流行正是从题材、主题、世界观和作家身份角度判断文学价值高低的文学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纯文学”之类的话题本身就具有假定性、策略性和乌托邦色彩，并不是说文学可以纯粹到不涉及题材、主题、作家身份、作家代际等问题来“真空”状态地讨论文学性，而是说这些问题应该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谈论，更重要的，它们不应该构成对文学性本身的遮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以底层文学热为例来进行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不仅各类文学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的专栏，各种级别的关于底层文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等话语范畴也是层出不穷。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底层文学热”本身其实无可厚非，它代表了全社会对一个弱势的社会阶层的关注与支持，代表了文学界对一个新的文学群体和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审美期待与想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底层文学热”背后一种令人不安的幽灵般的文学思维的复活，看到了一种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对文学的歪曲与遮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和警惕。

　　首先，对“底层文学”与底层作家身份的“神圣化”倾向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底层文学本身的探究。很多时候，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意义、价值似乎变成了一种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存在，“因为是底层所以有价值”、“因为是打工作家所以有价值”成了许多人讨论底层文学问题的基本逻辑。我觉得，从政府和管理部门来说，对于“底层文学”和“打工作家”等给以特别的关怀，甚至采取特殊的政策给以扶持帮助，都是应该且必须的。但是，从文学界内部来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把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阶层“供奉”起来。说穿了，这种“供奉”表面是对底层文学的一种“神圣化”的尊重，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贵族化的、高高在上的充满优越感的“怜悯”，是对于底层文学变相的“拒绝”和轻慢，其潜台词就是：底层文学是一种“弱势”的文学，是一种没有独立性的文学，是一种需要“照顾”和“特别关照”的文学。也正由于此，我们看到，文学界似乎不屑于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本身进行探究，而是不自觉地重弹“题材决定论”和“身份决定论”的老调以简单化的方式完成着对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捧杀”，有些评论家甚至公开宣称不要从文学性角度去讨论底层文学，而只要肯定这种底层文学的“草根性”、“民间性”以及“自我实现”、“自我安慰”功能就行了，似乎又要在中国文学领域开辟一个文学性之外的“新特区”。

　　其次，对“底层文学”之文学性元素和审美性元素的忽略，实际上混淆了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在变相地制造文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我们当然承认，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无论是从创作层面上还是阅读层面上都是有目共睹的。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张力和魅力也就蕴涵在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里面。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有其客观的规律，有着穿越时代和不同种族的永恒的元素。文学之为文学，作家之为作家，是有着基本的标准和条件的。真正的文学都有着文学史的情结与冲动，都有着对于文学本身的严肃而庄严的信仰，它与各类“文学票友”的玩文学是有本质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文学也好，打工文学也好，都只有在“文学”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它不是因为我们的同情、怜悯、特别关照或降低门槛而进入文学领地的，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了文学的品质。我们应该超越底层作家或打工作家的身份、遭遇与处境来看待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写作是因为他们有着文学的天赋与能力，有着对于文学的信仰与追求。本质上一个不具备文学天赋的人，无论怎样扶持，怎样照顾，都不会成为作家。“全民写作”、“大跃进”民歌那样的历史其实证明的正是文学的悲剧。底层作家一旦成为作家，他就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特殊性”的作家，他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目标绝不仅仅针对那个底层环境，而是同样指向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另立一套评价标准，超越“底层”的限制一视同仁地从“文学”本身的意义上研究底层文学、底层作家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再次，对“底层文学”的社会学层面的狭隘关注，对“底层文学”之于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关系的片面强调，对其“草根性”、自发性、原始性的歌颂，实际上在纵容、夸张和放大“底层文学”中非文学性的因素，这极易给底层作家以思想和精神上的误导，从而忽视了对作家的人格境界、精神境界和高远文学品位的要求，最终只能造成对于底层作家和底层文学的双重牺牲。实际上，对于底层文学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源自切身生命体验与精神冲动的原生态、自然、粗犷、野性的文学性，这对于长期以来被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教条、政治与道德说教反复修饰、污染过的文学性而言，无疑是清新、原始而有力量的。如何呵护这种文学性，如何让这种文学性健康地孕育、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才是今天的文学界迫切需要重视和研究的工作。

　　其二，从灵魂、精神、道德、世界观角度审判文学与从游戏化、娱乐化的角度来“妖魔化”文学，成为一种殊途同归的文学“谋杀”方式，它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被严重扭曲与改写。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加剧倾向，而中国当代文学以新写实和私人化小说为代表的世俗化、欲望化的写作潮流也印证了这种倾向，这使得全社会在对当下文学不满的同时，也对于文学的启蒙价值以及“改造民族灵魂”的功能有了新的期待，希望文学重新成为弘扬人文精神、理想人格和道德准则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80年代“纯文学”诉求中先锋小说以形式主义为保护伞对于人性恶和各种畸型欲望进行了过度的表现，使得文学色调变得越来越灰暗、阴冷，随后以新写实小说和新生代私人化小说为代表的世俗化、欲望化的写作潮流又以另一种狂热的姿态诠释着同样的主题，并极大地改写了文学的形象。可以说，90年代以后时代和社会对于文学的期待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态势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这也许正是人们对于当代文学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满的根源。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90年代中国知识界所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上，张炜、张承志与王朔的争吵、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都已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文学本身而进入了道德与伦理的层面，道德优越感和伦理优越感常常是双方的主要话语武器。批评界也据此完成了由纯文学话语体系向道德话语体系的转换，“道德”、“善良”、“同情”、“怜悯”、“精神”、“灵魂”、“信仰”、“温暖”、“忠诚”、“高贵”、“纯洁”、“正义”等词汇成了批评家们最擅长使用的词汇。批评家从对先锋小说艰深晦涩文本进行形式批评的辛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了在面对和评判作家、作品时的道德优势与精神优势。而文化批评热潮的走红也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批评界告别80年代纯文学批评的步伐，诸如李陀、王晓明、南帆等80年代中国纯文学的主要鼓吹与倡导者，都纷纷以对“纯文学”反思的方式转向了文化批评领域。

　　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变得越来越轻率、容易、理直气壮，对文学的肯定则越来越轻微而不自信。但无论是肯定与否定，基本上都告别了“文学性”的尺度，是纯粹道德、精神、伦理话语的一次狂欢。可以说，文学界对贾平凹《废都》《秦腔》、余华的《兄弟》、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朱文的《我爱美元》等小说的否定无一不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切入的。批评家在此显示了无比的精神优越感和盛气凌人的道德审判官的气势，似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混乱、人心不古、道德滑坡都是这些小说造成的。

　　就后者而言，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出现，以及大众媒体的日益娱乐化和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崛起，文学被大众传媒“妖魔化”和游戏化似乎正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大众传媒对于文学本身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文学能以怎样怪异的形象、变调的声音吸引大众的眼球，制造轰动效应。这也是90年代关于文学的负面新闻、批判的声音总是被放大、夸张到极点的原因。“酷评”的流行，骂派批评家的吃香、走红，以及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事件、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事件、余华的《兄弟》事件、麦家的《暗算》事件等等背后也都有着大众传媒翻云覆雨的巨手的操弄以及市场经济时代畸型的文化心理的投影。今天的文学界，在道德主义者眼里完全是一无是处、一片黑暗：作家道德境界低下，作品缺乏想像力与创造力，文学评奖充斥黑幕毫无公信力和可信度……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就如布鲁姆所指出的：“人们尽力表示敬意的‘理想主义’正是当今学院里的风气，在保持社会和谐与矫正历史不公的名义下，所有的美学标准和多数的知识标准都被抛弃了。”（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我们当然承认这些事实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贬低和否定，其实也正是大众传媒妖魔化中国文学时所期待的。我们的道德主义批评家在这个意义上，也不过只是大众传媒手中的一个棋子和工具而已，他们的“怒吼”赢得的只不过是商业文化的窃笑。

　　在这里，我其实丝毫没有否定道德、精神等词汇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的意思，相反，我以为道德、精神的元素永远是文学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它们的存在只会强化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不应该构成对文学性的反动与伤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道德词汇的运用是否是在文学话语的体系内运行的？我们是否偏离了文学性的轨道？事实上，分析中国当下文学的语境，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家其实不自觉地就滑入了媒体与大众文化的圈套，以非文学的方式谈论着文学，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具有某种后退趋势的原因。我觉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如果我们试图建构一种有机、稳定、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学评价标准体系，文学性应该是一条基本的底线，没有这条底线，文学不成为文学，文学史也不成为文学史。我们必须重申并坚守文学性的信念与纯文学的理想，否则，当我们重新在题材和主题的意义上、在作家的身份与世界观问题上、在道德和伦理立场上谈论文学时，给人的感觉是历史在不断地重复与循环，仿佛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践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纯文学的神话与想像只不过是一场春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企盼中国当代文学能获得科学的定位与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