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贵：书院能否孵化出大师？

　　近些年，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国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书院，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随着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等几位大师先后离世，人们对新的大师的出现又充满着期待。在唐朝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绝大多数大师与书院有着密切关系，如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由此，随着书院眼下呈现“复兴之势”,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想：以后的大师，会不会由书院来“孵化”?

　　大师不是从书院走出来的，而是从外边走进书院的。衡量大师的标准应该是“学高”,即他的学问达到的高度。一个人再能讲，讲的都是别人的或者没有什么深度的东西，也是永远成不了大师的。

　　如果真的指望书院能造就大师，这种想法可能是徒劳的。考证历史就可以发现，书院与大师之间其实没有必然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情形是，大师是书院的创办者或修复者，大师是被邀请到书院的讲学布道者。比如，朱熹1178年到白鹿洞书院时已48岁，他在白鹿洞书院的工作是修复书院，制定学规，招收门徒。陆象山1186年来到象山（今龙虎山），是年他47岁，学生彭氏为他建造书院，主要是讲学。钱穆先生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那时钱先生早已成大师。也就是说，大师不是从书院走出来的，而是从外边走进书院的。

　　再研究一下大师的生平和成长，也可以发现，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钱穆、钱钟书等人之所以成为大师，乃是同时具备了主观、客观两方面要素。主观方面包括先天素质、后天努力等，而客观方面则包括环境、时势、机遇。所谓“时势造英雄”,像清初“三杰”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成就，与那个时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再者，衡量大师的标准应该是“学高”,即他的学问达到的高度。书院固然可以提供一个讲学的平台，但是一个人再能讲，讲的都是别人的或者没有什么深度的东西，也是永远成不了大师的。比如眼下在全国都很红火的“讲坛热”,你能说那些经由现代传媒捧红的“讲师”就是“大师”么？

　　大师是学者之王，一个人如果不能宽容他人观点，不能积极吸收他人思想，不要说成为大师，怕不用多长时间，自己便干枯了。因此，书院的门户开放制度的确是有利于大师成长的。

　　尽管给书院泼了不少冷水，但笔者认为，结合当今中国教育的大背景，书院在大师产出过程中仍可以发挥某种特殊作用。简单来说，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讲会制度。所谓讲会制度是指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它是书院中的基本学术制度，主要功能是论证、阐发各自学派的学术思想，论辩不同学派观点的真伪异同，评议时政得失等。可以想见，学者们通过讲会可以展开交流，通过交流可以实现碰撞，从而在心灵和思想上得到营养与提升。而考之中外大师成长的历史，学术专制环境下而成为大师的几无一例。从这个意义上讲，讲会制度对于大师的成长确有帮助。

　　二是自由争辩制度。在历代书院，自由争辩是其核心精神。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书院的辩论，至今读来栩栩如生。那种毫无顾忌、认真执著的自由之辩，让朱熹与陆九渊思想都得到升华。如果没有学者间的自由争鸣，哪里有杰出的学术成果问世？那种让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就，那种永远被翻阅和诠释的文本，那种历久弥新的学术思想，只有产生于没有任何约束的争鸣中。书院崇尚自由争辩，并将其确定为制度，对于大师的成长而言，当然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

　　三是门户开放制度。书院不是封闭的，对待外来的思想、学术、观点，书院的态度是关注、理解、吸取，对书院以外的人才，书院是接纳和尊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新亚书院之所以能够吸引无数大师并因此声名远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宽广的胸襟、博大的气概。大师是学者之王，一个人如果不能宽容他人观点，不能积极吸收他人思想，不要说成为大师，怕不用多长时间，自己便干枯了。因此，书院的门户开放制度的确也是有利于大师成长的。

　　概言之，如果我们能够继承并发扬书院制度中有益于学术发达的优良传统，同时根据现代教育的发展状况对书院制度进行完善，那么，对于书院在培养大师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是乐观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