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中国文学在法兰克福

　　作为主宾国，在刚刚落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举办的612场文化交流活动赢得了不少德国观众的好评。同时，2417项版权输出合同的签署，也令中国出版界自觉满意。

　　然而，中国文学没能完成任务。“中国作家百人团”中的大部分成员在搭机回国的时候，恐怕很难对法兰克福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学，几乎被包围着书展的政治纷争所淹没。在10月14日至18日的五天会期内，通向世界文学舞台的大门似乎前所未有地洞开了，但即使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无法知道中国文学能在这个中心舞台上停留多久。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百人团未能唤起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真正兴趣。随着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世界最大年度书展的结束，中国文学也将再次回到世界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在风平浪静的半封闭状态中，像此前的二十年一样。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对中国文学不利。

　　不合时宜的年份

　　书展和组织者似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欧洲，尤其是德国，2009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早在书展开始前，相关的纪念活动已经在德国陆续展开并渐入高潮阶段。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主宾国（Guest of Honor）的地位注定无法荣耀中国，在一些人眼里，今年的法兰克福过于喧嚣与嘈杂，完全成了是非之地。

　　这或许是战后法兰克福书展恢复举办以来---至少是冷战结束后最为政治化的一届。从会前一个月开始，围绕着主宾国，纠纷和争吵便一直不断。请谁，不请谁，中方请，还是德方请，能不能发言，接受不接受采访，都成了反复较量的问题。乃至德方组织者在重重压力下的出尔反尔，中国代表愤怒之下的集体退场，德方事后大受本国媒体抨击的道歉，这些场外的东西大量占据了当地媒体的版面。

　　偏见一定是存在的，但造成偏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如何，在法兰克福，心平气和地谈论文学已不可能。政治左右了一切，并且似乎可以定义与解读一切，包括文学以及以文学为生的作家。他们已经被预先贴上了“官方作家”、“流亡作家”或“异议作家”的政治标签。这正是文学面对政治时的最险恶之处。作家往往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政治气氛过浓，只会让他感到强烈的厌恶和不安全感。他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敞开心扉，对陌生人，对骨子里怀疑自己的人，对自认在道德上高出一等的人谈文学，谈人的命运，谈心底的愤怒与忧伤呢？

　　政治像枷锁，又如高墙，束缚人，也使他们相互隔绝。在法兰克福，我们要问，20年前的那堵大墙真的倒下去了吗？

　　中国文学的持续衰落

　　长城不是五天建成的。中国文学未能走向世界，也有其自身的、长期的原因。

　　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持续衰落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80年代的先锋精神和青春锐气消退了，理想主义和道德感流失了，继而受到消费主义和功利思想的巨大侵蚀，一部分人走向犬儒，一部分人走向虚无，更多人选择了放弃。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坚守，但一国之文学精神总要有几个这样的坚守者做航标，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几乎一个也看不到。如今，中国文学首先在国内被边缘化了，放到世界上来看，自然更无地位可言。

　　此次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作家队伍中，当以莫言和余华站在头排，两人皆为1980年代的产物。而最近这二十年，由刘震云做代表似乎再合适不过。他此行带去了《我叫刘跃进》的德文版，然而以这样的作品，世界显然没有理由高看中国文学。

　　余华和莫言并非德国媒体最关注的中国作家。今年秋天，德国多家大报广泛报道了阎连科，适逢他描写河南农村的小说刚刚以《我爷爷的梦》（Der Traum meines Grossvaters）为名出版了德文版，但他未能前往德国。出现在法兰克福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受到主人青睐的还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10月12日，《南德意志报》在第11版上以专文重点介绍了这位作家，并全文翻译发表了他去年所写的著名诗作，令他成了在德国最有名的中国当代诗人。

　　展馆内的平静

　　我们看到，在本届书展上，中德两国作家之间明显缺乏交流与互动，暴露出双方不仅都有比较强烈的陌生感，甚至缺少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兴趣和意愿。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对德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显然是不够的。在公开发言中，中国作家大都赞扬了歌德，几乎没有人提到曼、伯尔、伦茨和格拉斯。对几天前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同样很少听到中方哪怕出自礼节性的祝贺。反过来讲，德国作家对中国同行也不够捧场，鲜有大腕、中腕和小腕级人物出席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有报道说，赫塔·米勒甚至公开拒绝接受任何中国内地媒体的采访。中德两国文学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鸿沟，这一情景足以令人感到悲哀。事实上，两国文学本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战后德国文学的一大主题，便是对疯狂时代的反思。但不管场外如何喧闹，在展馆内，看不到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和技艺的切磋，中国文学总算渡过了平静与平安的五天会期。

　　中国记者抓拍到了两个德国盲人姑娘俯身抚摸汉字展板的照片，称之为本届书展上最令人感动的画面。我却为此觉得难过。我丝毫没有对残障人士不敬之意，只是感到，这正是世界与中国、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巨大隔膜的象征。

　　在任何书展上，文学都理当居于最引人注目的主角地位。以去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土耳其为例，便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这样的明星作家现场为本国文学站台。然而在开幕式的发言上，他一再为本国作家一个世纪来的悲剧命运鸣冤叫屈。“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帕慕克说，这种种作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就坐在听众中间。帕慕克走下讲台后，两人依旧促膝比肩，笑容满面，言谈甚欢。能够如此坦率而公开地谈及作家处境的问题，显然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土耳其社会正在出现更多的宽容与进步。书展开幕前夕，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长埃尔图鲁尔·居纳伊曾对本国媒体表示：“我们的多种特色与多元文化完全不该遭到破坏。让我们（到法兰克福）去展示民主如何在土耳其得到了制度化的保证，思想自由的氛围又是如何在这里落地生根。”

　　至少在2008年的法兰克福，土耳其做到了。土耳其文学今天的繁荣局面，帕慕克的诺贝尔奖，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