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8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左联？

　　对于鲁迅和左联作家而言，左翼的内涵则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以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为使命，以平等、正义为目标，以变革、革命为手段，以文学艺术为辅翼。此后，广大读者从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长鸣，劳苦大众的呻吟和怒吼。左联的成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局面。

　　一

　　80年前的3月2日，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一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红旗在如磐的夜气中冉冉升起。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间大教室里传出了鲁迅洪亮的声音。他号召左翼作家在为工农大众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深入实际，不断扩大联合战线，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跟旧社会、旧势力进行坚决持久地斗争。就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会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被尊为中国左翼文坛的盟主。

　　据冯雪峰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称中的“左翼”二字，是由当时中共中央文委主任潘汉年提出，而由鲁迅最终拍板敲定的。鲁迅不仅不反对“左翼”二字，而且认为用这两个字可以旗帜鲜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在中国的语义学中，或者是在西方的语义学中，“左”、“右”两个字的涵义都具有相对性和变迁性。由于人的双手通常以左为辅，以右为主，因而产生了尊右而卑左的观念。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西方也曾以左代表不义，代表恶，代表通往地狱的方向，而以右代表正义，代表善，代表通往天堂的方向。在现代政治学中，左右的涵义也并不稳定：有时左代表了拘泥与固守，而右代表了一定的妥协与弹性；有时左又代表采取暴力手段的激进，而右则代表采取渐进改良手段的稳健。然而对于鲁迅和左联作家而言，左翼的内涵则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以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为使命，以平等、正义为目标，以变革、革命为手段，以文学艺术为辅翼。此后，广大读者从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长鸣，劳苦大众的呻吟和怒吼。左联的成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局面。

　　左联作家与左翼作家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范畴。左联作家专指参加过上海左联、北平左联、东京左联等组织的作家，人数统计不完全精确，据说有400多人，他们是左翼作家的中坚力量。而左翼作家应该是泛指具有社会批判精神，通过艺术形象为民族呐喊，为民众代言的作家。比如萧军，他的政治态度和左联基本一致，为避免宗派之争才没有加入左联。他对左联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脸上长了痣，就认为这个人的脸上全是痣，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好皮肉还是好皮肉，这要分开来看待。”鲁迅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提问时，也把没有参加左联的曹禺评价为近来最受欢迎的左翼剧作家。郑振铎、曹靖华、邹韬奋等无疑也是左翼作家。1920年10月最早在《新青年》上介绍无产阶级文学的就是郑振铎。

　　二

　　鲁迅与左联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曾经对两者的一致性强调较多，而有一段时间似乎又对差异性甚至对立性强调得较多，我感到都存在偏颇。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政治立场上，在认同文艺的阶级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文艺观上，鲁迅和左联成员的认识可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文学是战斗的，“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所以一部左联史就是一部战斗史。但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作家和理论家，鲁迅在肯定阶级社会的人具有阶级意识的同时，也指出人并非只有阶级性而无人性；在肯定文艺的宣传效应时，也强调讲究技巧的重要性，因为并非一切宣传全是文艺。鲁迅虽然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但仍希望文艺发挥“为现在抗争”的现实功能，不走在朝“帮忙”、下野“帮闲”的歧途。可见，鲁迅后期的辩证法掌握得比一般左联成员娴熟。

　　左联的党团领导是否尊重鲁迅？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有冯乃超、阳翰笙、钱杏村、冯雪峰、耶林、丁玲、周扬等人，担任过党团成员的有以群、周文、彭慧等人，他们对鲁迅的态度和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还有一个变化过程。正如同太阳社和我们社曾被视为同一文学社团，但两者对鲁迅的态度截然不同。冯乃超在左联筹备期间就改变了错误批判鲁迅的态度，丁玲遇到重要事情都要请示鲁迅和茅盾。在胡风的回忆录中，鲁迅和冯雪峰彼此对对方都有不满之处（《鲁迅先生》，见《胡风全集》第7卷，第107至109页），但是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冯雪峰就写出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反对创造社在一本大杂志中用半本篇幅来抨击鲁迅的粗暴做法。左联成立之初，他又在《萌芽》上发表了《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一文，肯定鲁迅杂文的社会意义，指出鲁迅是伟大的讽刺家和热烈的社会改革家。冯雪峰1936年7月撰写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彻底的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派，一个伟大的革命写实主义者”，更为鲁迅所首肯。特别是1931年初至1934年初，瞿秋白跟鲁迅在左联的活动中成功的合作，适时地矫正了左联成立之初的“左”的倾向。

　　至于周扬，他1933年下半年出任左联党团书记时才27岁。他开始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坏，叶紫、魏猛克等左联成员都是周扬介绍给鲁迅认识的。1933年7月，也是周扬陪同鲁迅会见刚从日本归国的胡风。对于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鲁迅有褒有贬，这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写得清清楚楚。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鲁迅严词批评了周扬等人的一些观点和做法，给鲁迅肯定和支持的是当时中共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张闻天和周恩来。鲁迅答徐懋庸来信的文章是在盛怒之下写成的，措词极其严厉，但即使如此，鲁迅仍然指出周扬“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周扬晚年的言行证实了鲁迅判断的正确，所以周扬1989年去世时巴金不胜哀悼，在唁电中深情表示：“他活在我的心里。”冰心老人听到噩耗不禁“泪下如雨”，并托女儿敬献了一只装满白玫瑰的花篮。因此，“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与左联部分党团领导的分歧，并不能作为他对革命政党和革命文化幻灭并与之决裂的标志。

　　左联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色彩的文学团体，当时虽然不受政权支配，但却受到政党制约。因此，如何评价左联的历史功过，自然跟不同人不尽相同的政治理念相关。但总体上说，仍属学术范畴，允许见仁见智。如果用文学语言来描绘，那就是左联战士在撞开新时代大门的时候，有时显得莽撞，有时急躁，有时用力不当。比如，左联、社联共同的机关刊物是《文化斗争》，这一刊物的矛头不仅指向“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而且指向“取消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真是四面树敌，结果仅出两期就夭折了。

　　三

　　直白地说，对历史人物的缅怀，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现实行为，不会是为怀古而怀古。那么，80年了，我们纪念左联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是《“左联”与文化创新》。我想，东道主之所以确定这个中心，是想在80年前的左联跟当今时代之间寻求一个精神契合点。在文化创新方面，左联的确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鲁迅、瞿秋白、聂绀弩、廖沫沙、徐懋庸等人的杂文是创新，茅盾、丁玲等人的小说有创新，田间、胡也频的新诗也有创新……在特定意义上，整个左联时期的创作都可以视为创新。创新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当今进行文化建设，如果离开了革命文学传统，那就会割断血脉，误入歧途。这是显而易见的。

　　除开创新精神之外，我以为左联还有诸多方面的精神传统，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理想追求，二是底层关怀。

　　由于时间仓促，我只翻阅了案头信手可取的两篇：一篇是瞿秋白1931年9月3日创作的散文《一种云》，另一篇是夏衍1936年4月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由于当时政治的高压，《一种云》这篇600字的散文中出现了一连串象征性的景物。读者可以明晰感觉到，辛亥革命之后的旧中国，好比“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一点光明都没有”。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好比“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大西洋上的狂飙”使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在漫漫长夜中期盼着黎明的曙光。那刚刚发现的彩虹，使他认识到祈祷的无用，只有靠自己去做霹雷闪电，才能冲破满天的愁云惨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许有读者会把“霹雷”“闪电”视为“暴力美学”倾向，但作者那种改造罪孽人间的理想和信念，至今仍使期待天边出现七色彩虹的人们为之感动——尽管当年瞿秋白发现的彩虹，虽然色彩绚丽但仍然有些朦胧，或者在希望与憧憬中含有若干幻想成分。左联战士跟瞿秋白一样，都是些在暗夜中仰望星空的寻路人。他们都是在白色恐怖严重，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投身于革命营垒。有的为理想入狱，如艾青，周立波，楼适夷，孟超，廖沫沙，丁玲等，有的为理想献身，牺牲于曙光显露之前，如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他们用一腔热血谱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

　　跟瞿秋白在《一种云》中采用的象征手法不同，夏衍的《包身工》中采用的完全是写实的手法：纺纱厂车间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压轹。一群“现代奴隶”——包身工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中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每天做十二小时工，平均每人要吸入0.15克的棉花絮。他们像猪猡一般生活，被泥土一般被人作践。如果稍有差错，就会遭到殴打，饿饭，捆吊，关黑房间等等惩罚。夏衍接触包身工这一社会现象是在1927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继续深入厂区，力求对包身工的生活作如实报道。由于夏衍打破了新闻性记叙和政论体议论相剥离的传统写法，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自成面目，别擅体裁”，因而使报告文学在左联时期成为了一种成熟的文体。《包身工》发表之后，夏衍又创作了《“包身工”余话》，坚持为劳苦大众请命。

　　也就是在今年1月，英国国家平等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指出英国当前社会贫富差距之大，已经超过了30年前，达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破坏社会凝聚力，带来的不平等可能代代传递，对贫困儿童产生终身负面影响。英国的上述社会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左翼文艺运动本是一种国际现象，有其产生的共同社会背景。左翼作家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同情，对平等、正义的不懈追求，仍然是当代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神传统。

　　我们纪念左联，当然同时要吸取左联历史上的深刻教训。在这些教训中，除开左翼文化运动理论和创作方面的不成熟之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的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个观点并不是我的理论创新，而是历史上早有的结论。令人痛心的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不仅如刘少奇所说，在当时“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到后来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胡风的悲剧，冯雪峰的悲剧，丁玲的悲剧，乃至“四条汉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都跟三十年代文坛的宗派主义有着内在的关系。今天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倡不同的创作风格，发展不同的学术流派，继续促进文艺界、学术界的大团结，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任务。（本文为作者在“左联成立80周年学术论坛会”上的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