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它只是沉沉地睡着了，几乎听不到脉搏的跳动和轻微的喘息声，它需要触摸，才能进入。而深入挖掘史料，是激活历史的重要路径和方法。细节当然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全部，但没有细节的历史，无疑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同样，没有繁复细节的文学史，也不会是丰满的。以五四为例，若单从时间上以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历史事件来说，它远远不能，更无法涵盖五四。如果单从此考察，它仅仅是个小小的五四，只是五四大历史的一个枝蔓而已。近年来，随着关于五四的史料及档案文献不断浮出水面，我们已开始对五四进行多元视角的审视，并努力返回历史现场，重构历史。事实上，不论是对历史的五四，还是文学史的五四，许多内容都已经和正在被重新书写。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是可分的吗？事实上，文学史中关于五四的诸多争论，许多是源于对历史的五四并不了解。文学史的书写者常常自以为是引论有据甚至论据铁证的叙述，却往往由史料文献的匮乏而导致结论失之偏颇、简单肤浅甚至武断盲目。

　　文学史的五四常常是撇开了“五四事件”的五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提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很少有文学史说这个职位是黎元洪任命的，好像蔡元培的这个校长是凭空而来。我想，在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中，还是需要尽量再现历史现场。这对于文学史和历史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

　　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论及五四时仍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谈，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紧紧绑在一起。这其实也是目前文学史书写上的一个问题，即被许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貌相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更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以《新青年》杂志、思想启蒙、文学革命、“德先生”和“赛先生”建构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大叙事，但将其放进历史的大视野里去考察，便显出了张力的匮乏。

　　以下是我根据几部文学史关于五四的近乎模式化的书写“新写”的一个“范本”，之所以不提及出自某部或哪几部文学史，仅仅因为这并非某一部文学史在历史书写上的缺憾，而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同时，这也避免了因己的目力不及可能导致的对某部文学史提出批评。我不揣冒昧地猜想，现在至少有一些文学史是为了学科建设或别的什么功利的需要而仓促草就，而像我这样的“新写”最简便，不用查阅原始资料，照猫画虎即可，桌案摆上10部文学史，就可以诞生第11部，且谁也不好说是抄了谁的。

　　中国的现代性运动，是由晚清的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开启的先河。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导致1911年的辛亥革命，随即又发生了袁世凯、张勋两次称帝。同时，一方面，保守的旧的文化势力仍然活跃，如康有为上书提倡尊“孔教”为“国教”，这对新文化势力的凝聚不失为一种反向的推动；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领世界思想的新潮是革命，随着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输入，现代中国的文学启蒙很自然地就转化为了新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因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得名，1919年6月“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使运动产生分裂，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运动终结。

　　《新青年》打出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积极倡导并输入民主、科学、人权、平等、自由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

　　《新青年》积极开展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猛烈地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针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

　　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成的统一战线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分化，因1917年7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引起。《每周评论》率先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相继发表知非的《问题与主义》（附胡适按语）、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等。焦点在胡适主张中国的改革要针对具体问题，李大钊主张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于1919年5月出版的6卷5期《新青年》，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顾照雄的《马克思学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1920年夏，陈独秀到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支部，《新青年》杂志社随之南迁，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也随之解体。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落幕。

　　事实上，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早在晚清就开始了。“文学革命”的论争之一，是胡适、陈独秀为在“白话文运动”中引起很大反响，由《新青年》自编自导了一出“覆王敬轩双簧戏”。

　　不用再“新写”更多了。看来，文学史的确需要重写，但如何写？怎样写？还是个问题。以上这段“新写”的“文学史”在观点上自然谈不出什么新颖，也实在是很难出新了，因为用的都是学界中人耳熟能详的几近写史所必需的程式化了的史料。从史的脉络上，不能说不清晰。但历史的脉络又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就清晰起来的，它的本来面目是极其复杂到难以厘清的。

　　以上是按照文学史的既定写法，篇幅不长，却至少出现了几个问题：

　　1、“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按事先周密策划安排好的步骤发动的。这就无怪乎有的历史书写可以简单地把“打人”的“五月四日”书写成“火烧赵家楼”的壮举，而忽略掉“五四事件”背后所蕴涵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而实际上，简言之，五四是那个短暂的历史时段内诸多合力的因素促成的。

　　2、为了深入而顺利地开展“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是积极而有意识地把“民主”“科学”作为两面思想旗帜打出来。而据有学者统计，《新青年》出现“民主”“科学”字眼的次数并不多，事先也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要打什么旗帜。

　　3、是《新青年》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而据考证，胡适是到1921年在为《吴虞文录》写序时戏称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间并无“倒”字，）才是这个事先充分准备好了“口号”的“浪潮”的源头。

　　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终结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按照那一系列文章发表的时间线导致的。

　　5、“覆王敬轩双簧戏”是为引起社会的震动和巨大反响。的确，文白论战之初连个反对的声音也没有。但主要应是《新青年》同人自己觉得寂寞了。理由很简单，在当时那样一个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张不可能那么迅疾就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反响。为引起人们的注意，得故意找一个反对的人出来讨骂。这个文学史上的著名掌故完全可以在文学史中书写得更真实而鲜活。

　　事实上，这确实已经是“新写”的文学史了。而在曾几何时的文学史或一些学术著作里，五四刊物就只剩下了《新青年》，五四文人就只剩下了蔡元培、鲁迅；才会出现五四是要“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才会出现将造反有理的“文革”与激进革命的五四相提并论，五四甚至成为了割裂传统文化的元凶。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章士钊、梁漱溟、吴宓等人被“历史”不失时机地运用减法从五四中减掉了，“学衡派”成为了五四的对立面，鲁迅成为五四的唯一主将，北京大学成为五四唯一的遗产继承人，《新青年》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孤军奋战的大旗。这样，五四就几乎等同于“新文化运动”了，两者成为同一母体产下的连体兄弟，想一分为二都难。

　　然而，“运动”参与者的初衷并非像后来的历史书写者——许多书写者正是他们自己——那样叙述，仿佛就是由第一反应还以为“学生闹事”的陈独秀总司令一声令下，“新文化运动”便风起云涌地席卷华夏大地，白话文摧枯拉朽般将文言文推倒便完事大吉。这里，“历史”用加法把“伟大”赋予了五四。历史真的是不断按照不同时段不同意识形态或主流语境的需要熟练地运用加减法。

　　也正因为此，历史中的许多人与事，常常被偶像化、神化甚至圣化。以大家熟悉的被儒家赞美了二千多年的禅让为例。撇开“历史”如何把尧舜禹塑造成圣人不谈，他们把自己的权位用和平的方式往后传下去的禅让制度，是孔子、孟子特别推崇的，后来又被司马迁写入“正史”的《史记》。我们由此遥想那是一个多么政治澄明、天下太平的原始民主社会。禅让真像儒家所说的那么美好吗？不知孔孟是否能想到，历史居然会留下《竹书纪年》里的记载。朝至西晋，曾在河南汲县挖掘出了战国时期魏王的一个坟墓，里边出土了40车的竹简。当时由学者们进行了整理，里面有《穆天子传》等一些著作。其中还有一部著作实际上是按年代来编排，把大事记载下来，就像是编年史。学者给此书起名叫《竹书纪年》。从时间上，这是早于孔孟，更早于司马迁的文献，应该更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尧舜时期的一些史实才对。它的记载不仅一点不美，还与孔孟儒说截然对立。不仅没有什么禅让，有的是暴力夺权。据《竹书纪年》史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意思是当年随着尧的威望衰落，舜把他关押起来了。又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偃塞，指压制，关押，令其没有自由。此处所记是舜把尧的儿子也关押起来，使他不能与父相见，以免父子串通合谋，节外生枝。这明显已经就是政治权谋的运筹帷幄了。再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意思很明确，舜没有等到尧咽气，就抢班夺权了。孔、孟、司马都生于《竹书纪年》见天日之前，不知者不怪，另像屈原《离骚》里有“彼尧舜之耿介”之句，唐诗人杜甫也还在向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俩也是只知孔孟，未识“竹书”。

　　这提醒我们，以历史之眼光审视和看待事物是那么重要！这里，假如没有考古挖掘的《竹书纪年》记载，我们如何知晓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晚期，权力私欲就从舜开始了？早已经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一个历史神话，就这样被剥去了遮蔽的面纱。

　　五四的历史书写与文学史书写又如何呢？表层地看，五四是一个中与外、古与今、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退步、革命与复辟、国故与西学杂居混处的不能算短的长时段，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历史的诸多元素在这里交锋、碰撞，其中有的十分惨烈、血腥，也许远胜于《竹书纪年》所载之舜对尧。只可惜，我们常常只注重孔孟与司马，也就是那些早已经高度程式化了的言说，而对冰山下面雪藏久远的“竹书纪年”视而不见，或茫然不知。这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常遇到的一个瓶颈，即有限的史料只能导致有限的研究，单向的史料只能产生单向的研究。正因为此，才要建立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生态，让尘封的历史浮出地平线。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问询、研究和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五四又是谁的。五四真的走不出来了吗？答案应该就是历史里。

　　随着一些解秘的文献档案，一个又一个的历史细节披露出来，单就“五四事件”而言，我们已经比过去知道了很多，历史的五四书写正变得多元起来。显而易见，被遮蔽掉历史复杂过程性的五四，只能是干瘪和缺乏生气活力的。像胡适与章士钊，白话文学的论战并未妨碍他们之间的私谊，陈独秀对诸多“论敌”也是由衷钦佩和赞赏的，这些都反映出五四的原生态。再拿书写五四精神来说，胡适以为“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在晚年周作人以“旁观者”看来，“五四从头到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他认为五四事件“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响与文化方面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这些何尝不是文学史里的“竹书纪年”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许多文学史的“竹书纪年”还躺在不见天日的地方睡大觉，历史在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激活。据周作人家属透露，周作人1937年至1966年的日记几乎全部保留了下来，只缺其中一年。这已经是一种“竹书纪年”了，它的史料价值对于周作人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研究，是不必言说的。作为个人，我非常希望并等待着早日看到这部分周作人日记的影印出版。

　　因此，如何把对历史的五四的研究成果，丰富到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中，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构建多元互补的文学史格局，是当务之急，但切忌又搞成急就章。因为不论涉及五四精神与五四传统、五四运动与中西文化的关系，还是五四时期的人物、社团、期刊及五四运动的国际反响等问题，绝非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利。它一样应成为文学史中的华彩乐章。能否让文学史书写得生动、鲜活而有趣呢？

　　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认为：“一件历史事件不能从它的背景下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他进而指出：“史实的搜集，对于发生了什么事件的证据的检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科学的，但是对于那些事件的因果的发现却并不是如此。甚至在研究一件有关的史实都比较清楚的事件（如像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史实）的时候，也不可能正确地考察二千五百万不同的人的心理状态，因为这两千五百万人——除了几百或几千人外——的生命和动机都被埋葬在为人完全遗忘的黑夜里了。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作一个完整的或全部真实的叙述。”

　　我搞了十余年关于老舍之死口述史的“田野作业”与理论研究，深感缺乏和没有旁证的回忆或口述，不一定靠得住。因此，对五四的某种定性，不应不该不能只建立在某一个亲历者的回忆之中。不是说它不可信，但一切回忆和口述，都是主观的叙事。历史永远不可能跟亲历者的口吻相一致。学术研究务要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一分文献论一分证，切不可看到一分便随意推演出八分甚至十分，更不能仅凭口耳相传，今天颠覆这个，明天又质疑那个，行文虽华丽好看，却疑窦丛生，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这可以写成畅抒胸臆的“大散文”，却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

　　对历史的认识，对文学史的认知，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