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标准：历史的还是本质的？——与王彬彬先生商榷

郝朝帅

       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前不久在《北京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观点鲜明、资料丰富的檄文《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①从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学者的学术操守两方面对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王彬彬先生的一些观点和表述，本人从学科专业层面上感觉无法苟同，遂与王彬彬先生商榷。

       首先确定一下讨论当代文学价值问题的前提。如何评价“当下”中国文学与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这毫无疑问是两个问题。虽然谈论前者时必然涉及到后者，而谈论后者时涉及的话题会更大更多，但无论评价什么事物，批评者都会先在心中设立一个“坐标系”，以此来衡量被评价者的是非曲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一名当代文学的学科中人而言，这个“坐标系”或者说“价值标准”就是他成长过程中就此专业领域所接受的某种教育谱系。这些教育可以来自学校、社会或家庭，天长日久这一知识谱系就内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从来如此不证自明的真理了。只不过个人的每一个主张必然会刻录一定时代的印痕，盘桓于这个时代的认识边界之内。因此，无论用哪一种口径来评价当下文学或当代文学，都无法摆脱、否认自己所凭借的某套话语体系、某种文学史观——清楚了这些之后，就自然有理由对当下文学价值高低的评价较真一些，对王彬彬先生文章中的观点进行质疑了。

       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突出了一个问题系，即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1980年代文学—当下文学。像很多人一样，在讨论当下文学的价值时，王彬彬先生也是习惯性地比照1980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季节”，对于1980年代的“伤痕”、“反思”小说多有褒扬，而对之前“十七年”语多不屑。他说，“批评界肯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理由，是这些作品具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以及作家主体性的显现，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可贵品质之一种。而接通了、承续了‘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种可贵品质。这二者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干脆就是一回事。对这些作品的这种看法，后来成为‘定论’，进入了文学史著作”。接着援引洪子诚、陈思和的文学史表述作为论据。这里的逻辑很有趣，何为“定论”？是不是“铁案如山”的意思？是不是就此不允许再有不同声音出现的意思？这是一；第二，是否一种观念进入文学史就意味着成为真理了？现在全国有多少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在通行，就连王彬彬先生自己还参与编纂了一本呢。这些文学史的观念可能统一吗？而且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当面对一部学术著作（如洪陈二人的文学史）时，就只剩下洗耳恭听而取消个人的思考分析和鉴别了吗？王彬彬先生之所以采用这么捉襟见肘的论证方式，只是因为他对这一“定论”其实心里没底。专业中人都知道，认为“新时期”是对“五四”的接续和发扬，的确是1980年代的普遍共识。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在发展中取得的新成果对这一观点已经构成摧毁性的打击。首先，“五四”传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自由和浪漫。1993年王晓明教授发表了影响极大的文章《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②指出“五四”文学的具体过程中也有着复杂的文化专制与宗派权力。把“五四”文学看作20世纪“现代”文学的典范，认为其蕴涵了新文学所有的理想品质，则无法显现这一文学传统本身包含的局限性。而被王彬彬先生援引的洪子诚更撰文论证了：广受诟病的“十七年”文学倒是可以在“五四”那里认祖归宗，直接找到它的思想源头。③更为关键的是，一批青年学者通过他们细致的梳理已经厘清了，在198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表述的“五四”，也只是当时人们的“挪用与重构”，远非当年真义。④再加上近年来在当代文学专业兴起的“重返八十年代”热中产生的大批成果，都充分地廓清了、还原了这个被理想化、被简单化了的时代。其实，从专业角度说，“五四的复归”等只是代表了学科发展中一定时期的认识，体现了某一种文学的评判标准、某一种文学史写作的方法论和知识谱系而已。

       而谈到“十七年”文学，王彬彬先生则说“在整个八十年代，‘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作品，都是被否定、遭鄙薄的”。至于当代文学在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态势，王彬彬说“我相信，有一类肯定、赞美‘十七年文学’者，未必出自真心。但有一类人，是真的对‘十七年文学’一往情深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成长于‘十七年’”。首先，有理由对这种表述不满：作为一名学者，应该对自己的主张给出负责任的论证，不能一句想当然的“我相信”就把如此重要的结论打发了，这不是学术文章的做法。其次，当代文学专业在不断地引进消化新的方法论中稳步前进，学科的独立地位与优势也在日益彰显。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如何反思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价值，如何认识十七年文学的意义，已经在学界形成了另一套常识。那就是如陈晓明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所没有的经验”。⑤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建立的基础，就是要试图超越在现代文学阶段形成的文学范式，形成一套全新的，与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人类发展范式相配合的文学范式。这是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创造性想象，在审美上也在追求并确实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经验。这一切，并不是如王彬彬先生所言的简单过来人似的“肯定、赞美”。

       当然，如果说这只是一帮新锐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自说自话的话，可以参阅一下王晓明教授对现代文学态势的总结：“出于对‘文革’式文化专制的厌恶，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普遍冷淡‘左翼文学’，仿佛那是一堆被狭隘的党派意识腌烂了的咸菜……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一面是现实的强烈刺激，一面却是文学的茫然无觉，两者的反差如此触目，你不由得就要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1990年代晚期，正是这被现实逼出来的反思，在一部分敏感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当中，激起了一种区分‘左翼’和‘左联’、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重新定义‘左翼文学’的冲动。一旦这新的定义初步成形，对左翼文学的认识势必发生变化，这不但能激发对现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的新的理解，也能推动对‘左联’式的狭隘风气的新的检讨：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似乎正在悄然凸现。”⑥左翼与“十七年”的关系毋庸再说，这是现当代文学这个大学科从基本诉求到方法论的扩展——因此，20年了，如果刻意回避本学科的进展，依然只愿意停留在20年前“自己的园地”中拒绝“睁开眼看”，他不是冬烘老朽的话，就是在掩耳盗铃，聪明人为了某种目的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关于“十七年”文学，王彬彬先生还说“拒绝了那种普世性的文学尺度。……对‘十七年文学’中的那些主流作品‘去政治化’，是今天的‘十七年文学’讴歌者常用的手法”。这里仍有两个问题比较有趣。上文已经说了，“今天”学科内部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对它们所包含的形成中国独特现代性的尝试，恰恰是非“去政治化”的，只是今天可以用新的理论理解和阐释那些以前被“政治”完全遮蔽的东西。而在“去政治化”层面对其作出肯定，才是更早时期的研究方法，那才是“昨天的”。还有“普世性的文学尺度”也让人心生疑惑。文学中是否存在自古至今未曾更改的普遍价值颇值得探讨。上世纪后半期以来，经过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洗礼，尤其是福柯等人刷新性的理论训练后，今天的人文知识者们已经知道，任何一种知识都是产生于、完善于特定的历史场域，服务于具体特定的历史目的。没有一套理论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可以凌驾于人类的思想意识之上。知识总是被生产出来的，具有谱系性。那些习焉不察、仿佛不言自明的概念，诸如“人性”、“历史”、“文学”等，亦只能做一种历史化的理解。关于这一点倒是被王彬彬先生批评的陈晓明教授有清醒冷静的认识。早在十几年前在那场沸沸扬扬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中，陈晓明教授就指出，“即使是一些关于‘终极’、‘永恒’等巨型语言，同样是被叙述出来的，背后未尝没有具体的历史企图，未尝没有暧昧的历史情境”。⑦只是任何一种知识一旦形成一套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常识，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权力，它也在支配着说话的主体。可以说，这既是人文学科发展到今天的一般性知识，更是打开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空间新的方法论体系。

       如果用福柯说事难免被人依照惯性斥为挟洋自重，如王彬彬先生所说，“把西方的时髦理论盲目地往中国和中国文学上套”，那么可以参考一下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那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发生经过与日本有颇多相似之处，而且深受其影响，柄谷行人的分析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也非常有价值。在这本讨论日本现代文学发生历程的学术随笔中，他提出了非常振聋发聩的洞见：所谓“现代”的文学标准就像“风景”、“内面”，甚至“疾病”和“儿童”的发现一样，都是产生于一个“颠倒”的过程，都是在19世纪后期日本现代化进程开始后，人们以西方现代性为模板，对自身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装置”，然后再运用这种装置回溯历史，从中进行对比和反思，“发现”或者说“发明”了这些原来未曾意识到的概念体系，进而直接在一个“先进∕落后”的框架上衍生出对于“现代∕过去”的价值分野，产生了诸如现代“文学”或现代“教育”等观念。更有意思的是，在西方这些话语也是同样产生于这样一个“颠倒”的过程，只是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同。这个过程就是“把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⑧而且“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⑨人们就会忽略历史性，将其认作从来如此不可移易的真理。柄谷行人的研究摧毁了很多想当然的观念的合法性：“文学完全没有必要一定就是现在我们视为不言自明的价值判断基准的这种‘文学’”。⑩而延伸开来看，非但文学如此，其实整个东方的现代性都是用这种方法建构起来的，先验的价值标准最终成了超验的绝对真理。当然，我们也能够质疑柄谷行人的研究方法过于相对化，容易失去价值判断而堕入无所适从。但他通过“历史化”的综合分析，可以使人们从那些“本质化”的概念中走出，还原其被“建构”的历史语境，从而充分地理解某一话语与它产生时代的“关系”，摆脱种种内植于心的知识谱系造成的偏失与遮蔽，以便最终为人类的思想找到可能的出路。当然，不盲目信奉一些看似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观念体系是首先要迈出的第一步。

       行文至此已无需多言，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本来就应该拥有较开放的学术视野，善于接受更多对学科研究发展有意义的方法理论，而不是对那些业已成型的概念体系持有一种类似“话语拜物教”似的耿耿忠心。否则，这些体系极其容易成为一种新的“愚民”和专制，与王彬彬先生一贯主张的“启蒙”目的相背离。但我们已经遗憾地看到了，在很多学者那里，不是将这些话语置入其产生的时代语境中去厘清其建构历程，而是将一种本质化的文学价值标准坚持着由封闭排他而走向专制独裁。当一种话语体系成为独裁后，社会思想将会形成怎样可怕的局面不言而喻。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认识疆界早已拓开，1980年代远远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不然，作为一个学科，如果认识水平依然停留在20多年前，那现当代文学存在到今天也就没有必要了，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资格和理由。

       王彬彬先先生把“十七年”文学比喻为烂苹果：“一只苹果，如果大部分烂了，说这是一只烂苹果，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当然，你如果说，这只苹果还有一部分没有烂、可以吃，也自有道理。但是你如果进而说，这只苹果有一部分没有烂，因而不能说是一只烂苹果，应当认为是一只好苹果，那就走向荒谬了”。这段话确实逻辑严密，生动俏皮。然而王彬彬先生肯定没想过，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可能放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菠萝，根本就不是苹果，它怪异的形态出离了自己的认识边界。如果信心满满的王彬彬先生只愿意用看取苹果的眼睛看待一切水果的话，那它肯定是没得救了，这个“苹果”周身是刺、体无完肤。不知道在苹果的阵营里该怎么容纳这个异质性。就像指鹿为马的故事，今天完全有理由认为，当年的赵高也许真的不是狡诈，他的确不知道有“鹿”这个物种的存在。作为一匹“马”，这个动物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头上分岔、身披梅花。

       最后捎带说一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的另一个重点：对陈晓明教授“转向”的质疑与诟病。这一点和今天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也有必要提出来。王彬彬先生下了很大力气，引用大量陈晓明教授不同时期的言论来证明其自相矛盾。只是这种功课做得有些多余，对于一名人文学者是完全无效的。陈晓明教授的学术观念和主张前后不一并不算新鲜事。放眼学术史，那些比陈晓明教授名望高得多的大师们，又有多少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经历一次甚至数次转向。不同阶段的学术思想不仅不是坚持、接续，甚至还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掉头。这就是为什么研究那些大哲都要经常冠以“前期”、“后期”，或者“青年”、“晚年”等定语。随着全新问题的渐次出现、社会状况的更迭变迁、思想框架的扩展深化，或者学术兴趣的转移等因素，都会给他们的研究带来调整和新变。对于一名学者，这非但不能构成一种耻辱，相反，这是他勤于思索、勇于否定自我、保持学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倒是那些拒绝世界和自己的改变，将保守与狭隘作为个性风骨的人才是真正可笑可叹的！
 

①文中所引多处王彬彬的表述均出自其《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一文，不再另行注释。

②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

③洪子诚《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④贺桂梅《挪用与重构——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

⑤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

⑥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序言（修订版）》，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⑦陈晓明《人文精神：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

⑧⑨⑩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