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史难题与三个现状层面

施战军

       价值认知，历来是一个在哲学领域里的疑难问题。放在文学评价的维度上，尤其是“当代”并“文学”的范畴，则令人不免出言踌躇。物理时间带来的迷惘，使我只能说些没有多少把握的话，也只好把“价值认知”看作历史与情感的混合辨识，把自己多年阅读、教学和研究所得的感受先简略概述，然后再以自己有所经历和体验的阅读，对当代中的目下多啰嗦几句。

　　认知的艰难

　　近二十年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衍化，已经让文学史家把一般历史学意义上的晚清、近代、现代和当代缝合联结为一个大的文学史断代划分，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我本人也不反对这种文学史学术取向。在这种学术情势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几乎等于转回来拆骨割肉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当代”的文学过程毕竟有其区分于此前的历史状貌，此前的生活和事物在文学化的时候，已经被视之为“历史题材”，依次发生的思潮有遥接古代、近现代的，但无不带有当代人的认知特色，更有当代生活的新经验和当代观念的新认知。

　　在集体话语与个性表达的思潮流向方面，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有着相映成趣的路数。按照学界较为通识性的观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现代与当代的节点，而这个节点上，是集体宏大话语的高峰期，集体话语集中于“革命”、“民族”等主题中。从这里追溯现代文学，越往历史时间的深处的越是创作个性凸现的；而从这里向当代时间的展开方向上看，越到当前个性的显露越发芜杂。

　　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拿来主义的时兴与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理念的骄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个性解放的倡导与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和女性主义的兴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家园原乡意识、市民生活叙写的勃兴与八九十年代寻根热、市井与城市文学的风行，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农村破产或者丰收成灾的主题一直延续与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进城”文学的持续升温……这些现象的对照也许对研究当代文学及其文学史关联会提供一种价值认知的路向。

　　也就是说，“新”可以论，“成就”也不妨罗列，但是轻言“开创”是要冒险的。似乎有人说过，和现代的知识分子（包含作家）相比，当代的知识分子（包含许多作家）的古文和外语文化水平未必普遍有所提高。但是区别又是客观存在的。创作主体立于“当代”，毕竟会有不同于以往的身世之感，活的遭际，对作家的影响总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完全有把握判定：如今的文学与现代文学甚至二十年前的文学相较，是有不同的。据说，能与世界顶级水平相抗衡的诗人也已有不少，世界著名作家（包含中国作家）之间会面论剑的机会并不比鲁迅那时候稀罕。因此，在“当代”还在继续的时候，让我们期待着那充分强大地满足我们乐观向上的价值认知的时刻早日到来。

　　“价值认知”离不开具体的现实语境，可是一旦将之场域化，就必定带有个人认知的局限，因此以下这三个层面的分析，主观偏见肯定更多。

　　关于长篇小说的现代正史叙事

　　近年来文学艺术领域里对现代正史题材的热衷几乎可以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遥相对应。可以说，现代正史叙事的两个高潮期，便是“十七年”和九十年代以来这近二十年。

　　“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这些已成当代文学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这一类题材。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故事讲述模式，“中国式的讲史说书”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曾获得大众普遍的接受和喜爱。中国人很容易就能够认知的生活记忆与想象，构成小说中英雄和新人形象的情境，典型人物所承载的历史观人生观，也就深深影响了广大读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的突破点主要体现在对英雄传奇模式和单一依附历史观的情况的变化上，向民间走得更深，更具细节化和立体化，文化的元素更凸显，艺术上更考究，人心和民族共通性的含量更丰足。《白鹿原》就是最先体现这样的追求的大作品。这方面，军人小说的贡献就更显得集中和突出，《我在天堂等你》《英雄无语》《兵谣》等，上承李存葆、乔良、朱苏进等关于战争与人的思辨，下启英雄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的探照，给我们留下的是不断刷新的军人小说佳作篇目。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对现代革命的思考更加深远和广博，比如《圣天门口》，百科全书式的追求使之在革命历程的主线之外还有关于民间野性、风俗、伦理、宗教和历史运动的多重结果的探索，反顾中将人的具体处境和身心困境连同革命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自然地呈现出来，古今相照的设置和天、地、人的大结构效应的生发，让我们不仅真切地获得重新回到了现代革命的现场感，还有一种无限延伸思绪的形而上求索特质；《我是我的神》则在英雄气韵和英雄性格的把握中，将民族、成长、身心之爱与战事、迁转和血脉遗传与性格变异等等加以杂糅，有一种前所未见的雄浑的审美力量。还有一种是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历史背景的关系中展现人心本然的状态的作品，它的主要场景不再是“革命”和“运动”，而是生活际遇和过日子本身，但是在深层有对动荡历史中的人的内心情感和文化性格因素的深深打量。比如《小姨多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恕”精神恰恰是在战争仇恨和历史危情之中被照亮的，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对“正史”叙事的有益的丰富。

　　当然，我们看到还有不少赶任务式的急就章，存在突出的问题。匮乏对艺术的耐心，其实就是缺少对文学和历史的应有尊重。好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好作品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较为直接地描绘现代革命史的小说，更懂得通过微观描写见证大历史的肌理，比如《地平线》等作品，确凿的史事和鲜活的细节使得大小人物都跃然纸上，充分体现了文学独有的魅力。尤其是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比如《亮剑》《历史的天空》，具有明显的历史还原和英雄人物性格更加人性化的特点，其中对国共两方在抗战中的历史真实的写照、对英雄成长中人化因素的重视，显得更为自然亲切，因此“革命英雄主义”就获得了更大的感染力。

　　人物更符合人的逻辑，史事更符合历史的逻辑，细节更符合生活的逻辑，创作更符合艺术的逻辑，使现代正史题材创作具有了新时代的文学意义。然而，对于现代正史叙事的暗线和末梢部分，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确乎兴趣浓厚得已经过度，仿佛在谍战、反特等类型的另一战线的英勇聪敏之士比主战场上的英雄要高明且众多。智谋迷恋，已成为如今现代历史题材写作的偏至。在此我们有必要吁请作家们不要忽视对现代史上那些让民族蒙受深深创痛的重大事件的深度关注，比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细菌部队”， 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具历史分量和艺术力量的作品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缺席，更是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过于醒目的、令人极为遗憾的空白。

　　关于城市文学现状的断想

　　单单要拣出城市文学来说，是因为相对于乡村文学的持续兴盛，它本来应有的成就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得以充分显现。

　　现在的城市文学的不足是对城市和城市人精神把握能力的欠缺。并不是面面俱到地写城市，就是等于拥有整体把握的能力了。整体把握，是指对城市的精神和城市人的精神的探知。

　　在这方面，新生代小说家，比如张旻、述平、荆歌、罗望子等，曾经做过一些努力，他们使城市成为中国文学正面表达的维度。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他们对城市几乎都是状态式的、情绪式的描摹，这样的描摹呈堆砌之势，压盖了对精神的穿透性认知的意图。正因为此，表现出的是暧昧的、飘忽的、碎片化的城市。作品中也大多是非主流人物，比如游民、无聊者等。缺少一种整体把握能力，从中看不到城市人和城市的整体风貌及其精神结构。另一部分作家作品，比如俞天白笔下的“大上海”，有史诗化全景式展现的努力，但一定程度上又忽略了日常生活感受中的城市人的状态。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内里是生命、生存的悲剧感，形而上的东西想得多，但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上似乎还是有许多空间没有展开。

　　为什么一提城市文学就提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写得很杂，但他能够把城市人基本生存与精神的状态立体地体现出来。狄更斯是一位出色的城市小说家，跟巴尔扎克相比，他更注重小说艺术。他们的吸纳吞吐能力实在是强大。而当下的中国作家，襟抱和技艺都还远远没有打开。不仅年轻一代存在这个问题，年长的一代也同样如此。过去我们一直太向着大的语词起劲，因大失小，而现在我们又因小失大。怎么能在大小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当务之急。

　　有两种议论需要回应。某报发给我的问卷中就曾这样设定：一是城市文学写作“人才断档”，一是畅销书与网络文学对城市文学的贡献比常规纯文学突出。从已经成名的中年作家来看，作品断档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更多的年轻作家的写作在向城市聚拢。九十年代之后，媒体控制了声音渠道，把纯文学抛开了，大众舆情的关注中，非影像的文学无论在哪个题材上的写作都无法传递真切的信息。媒体关注的不是文学和作家，而是文学事故。比如那时候周洁茹的小说是带有城市文学气质的，卫慧早期写作的中短篇小说，都是比较优秀的，但媒体并不为此造势，这些新起的作家赶上了灰色娱乐资讯时代。而仅从上海来看，潘向黎、南妮这几年的创作在特定的层面，尤其是她们带有闺秀气质的作品已经处在城市小说的前沿。我坚持认为灰色媒体再强势，文学依然要秉持文学的韧度，年轻作家一直都有承续，城市文学一直在生长。比如戴来和朱文颖，一直是出色的城市小说家，魏微、金仁顺后来转向城市人生叙事都很有成就，放在现今的城市文学视野中，他们和艾伟、徐坤、慕容雪村、陈希我、吴玄、徐则臣、王手、叶弥、盛可以、须一瓜、鲁敏、乔叶、黄咏梅、杨怡芬、滕肖澜、薛舒、吴君、王棵、央歌儿、周瑄璞、王传宏、王秀梅、谢宏、方格子等等一起，正走在成功的路上。

　　对畅销书和网络文学中的城市描写，我整体上评价并不高。他们也写城市生活，只不过大多是以职场小说为主的读物写作而已。城市并不是他们真正的描写对象，那种所谓的城市是充分符号化的，而更多的是描写他们在城市里的自得和自我幻象，以及城市里所遭遇的小心情小遭际等等，对城市精神的揭示所作的贡献很小，从深度、广度上远远赶不上纯文学作家。比如李佩甫《城市白皮书》《城的灯》，范小青的《城市表情》，赵本夫的《无土时代》，这些中国作家在写城乡差别之下的城市与城市人方面，不仅有宏深的景观，更有深刻的对世道人心的把握。网络文学和畅销书与这些作品确实不具备可比性。

　　网文与畅销书的充塞，其实也只是浮表的商业繁华，与文学关系甚微。当代文学发展史中，乡村文学多年来一直是正统，城市文学的传统积累不是很丰厚，在城市现代性精神的形象化方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长篇力作。这其实也正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提供了机会，就是说对城市的叙写充满了创造的可能性。现在我们缺少的是城市文学经典，很难找到具有城市文学经典可能性的作品。对城市精神和城市人精神具有穿透力的把握，是目前文学创作的疑难所在，也是目标所在，这难道不正给当今有准备的作家们提供了绝好的创造机缘吗？

　　关于多媒体格局中的文学命名

　　“传统文学”，是一种荒谬的提法，很像商家为促销免费赠送的帽子，一向厚道地愿意接受“新词语”和“新事物”的“传统文学”中的些许诸公，面无尴尬之色地戴上，并不去识读帽子上印了什么咒语。在网络写手被网络公司雇佣的前提下，此命名用意可疑，既是商业操盘手的蓄意涂鸦，也是网文自我优越感觉的膨胀物之一。随着网民与网络文字的扩张，已经越来越具有“基于恐吓的论证”特质。为什么我们要对活得好好的东西给一个已死模样的前缀？即便已经出现相对性的局面，呈现了对举式的发展状况，也应该守住实质性的尊严，名与实都不可拱手相让。

　　网络文学在落到纸面之前，只是多媒体文学的一部分。拇指文学(现在通称手机文学)自2004年千夫长的《城外》发布，也已新兴了五年，3G的兴盛也在大量蚕食侵吞以往的“网络文学”和网络读库的天地。文学媒体的多样化我们还难以想象会发展到怎样的载体阶段，何况我们已经在许多年前就有过不少专门的广播小说、电视文学。它们的兴起因由更多的是现代传播手段与消费社会大众趣味和生存节奏的耦合，而在文学的本质性面前，载体或媒介的新增并不能说明文学真正改变了什么，只是让文学感受力和恒远的精神追望相对稀弱的人找到了适合他们口味的读物。何况，网络公司以字数篇数、点击量作为写手报酬的标准依据、公司以契约关系对写手发表的限制、网页对读者的收费阅读等等手段，早已经使网络文学写作的自由神话天空变成了雇佣劳动车间。网络资本持有者最清楚，在生产与消费的链条上，在剩余价值的利益驱动下，在高科技时代，此类托拉斯，乃是原始劳动与大机器生产的混血儿，而劳动生产者过的是怎样黑白颠倒的奇异日子。

　　即便我们谈论新媒体文学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也应该把丰富文学的生态作为前提。而不要先妄自菲薄高蹈的艺术，而盲目跟从商家舆论及灰色娱乐传播的腔调，去崇拜本不构成对手的助手。以文字为基本媒介、以神思专注的捧读作为人类审美享受和精神骄傲的文学依然体面地存在，并必将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