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学家周汝昌逝世 享年95岁

周汝昌先生（资料图）

       东方网记者方翔5月31日报道：综合多方消息，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于今天凌晨1点59分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周汝昌生于1918年，天津人，历任四川大学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曹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等。治学以诗词理论及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后从事曹雪芹及《红楼梦》研究。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石头记会真》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

　　一般读者以为，曹雪芹生前只留下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而周汝昌等学者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只是八十回后的文稿因故迷失了。周汝昌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延伸阅读

　　一生研究“红学” 红楼著作等身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

　　1953年9月，周汝昌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逝世前已有六十余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六十多部。

　　周汝昌的六十年红楼梦

　　石头记会真

　　2004年6月25号，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方告梓成。正如胡先生所云，这个工程是太繁重了———但问题不仅仅是个繁重与轻易的事情。五十六年的经历，罄竹难书，也非局外人所能想象，那真是“为芹辛苦”，磨难千端，灾秧百态。 回忆56年前的这一时节，正是我走访胡适先生并借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珍贵典籍，携回燕京大学“四楼”（未名湖畔的第四座“画楼”宿舍）。就在这年暑假期间，我与家兄祜昌费两月时光，抄得一部副本，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

　　胡先生早作古人，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而家兄祜昌亦在1993年辞世。他们俱不及目见这部印本，我不知以何言词表我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56年了，在《红楼梦新证》的倡导和影响之下，早有专家本着捷足先登的精神作出了各种“校本”了。这时又印出《会真》，还有意义吗？

　　56年了，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难道如此意义重大的工程，就无一个“热情、侠义”之士，肯为伸出学术道义的援手，给以关切和支助吗？

　　———这么一问，问得我可真是满怀惭怍，自愧无词以答。

　　实际上，为了酬此夙愿，矢志无悔，也是曾经千方百计，不惜“捨脸”，向人求助过的。但命运还不如刘姥姥，她是脸没白捨，幸运非凡。我则一计无成，只能“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这五十六年的人情世态炎凉，是不寻常的。[详细]（来源：光明网）

　　周汝昌之后 红学研究创新堪忧

　　《红楼梦新证》

　　直到晚年，周汝昌的生活才相对平静。

　　此前的近半个世纪内，他的命运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曾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一系列的纷争中去。这一切，均由他的心血之作《红楼梦新证》所触发。

　　30岁时，正在读大学的周汝昌发表了《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命运的偶然在于，初试啼声的他就此得到了声名赫赫的胡适的关照。

　　从此，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北京王府井的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然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后又让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孙楷第将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一并拿给周汝昌研究。

　　1953年，《红楼梦新证》初版。此前，“红学”虽已成为20世纪的三大显学之一，但红学界影响力颇巨的著作也不过是胡适于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以及1923年俞平伯推出的《红楼梦辨》。

　　然而，就在《红楼梦新证》出版的第二年（1954年）9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发表了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鲜明地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10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李希凡和蓝翎，提出批判俞平伯等人“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

　　由此，一场针对胡适和俞平伯的批判迅速席卷全国。同为“红楼中人”，周汝昌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红楼梦新证》出版的第二年，红学界掀起了批判胡适的滚滚大潮，迫于形势的周汝昌不得不写了文章，说明他与胡适的不同。在异乡的胡适读了并未介意，仍向人推荐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称“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 ’”。

　　由此，周汝昌被视为胡适的“衣钵传人”，亦多有人认为其《红楼梦新证》延续着胡适的考证思路。他也被称为“胡适后的红学研究第一人”。

　　2005年，周汝昌曾出版20余万字的《我与胡适先生》，称道其人品和学问，念念不忘先生胡适对自己“爱护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