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思潮的走向（上）

　　内容提要：本文继续作者近几年来的理论思考和对当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前沿的追踪，试图在纷纭繁复的理论争鸣和思潮迭起中发现其最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思潮并预测其未来的走向。作者认为，伊格尔顿的新著《理论之后》的出版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倒是预示着当代西方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一点尤其为德里达等理论大师的去世所证实。“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仍有着清晰的发展走向，但理论本身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侧重形式的文学理论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衰落的状态，文学理论已经与文化理论融为一体，用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在这样一个民族和语言疆界模糊的语境下，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已经具备了与国际理论前沿直接对话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条件。以语言来替代国别撰写新的文学史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 后殖民理论 流散写作 全球化与文化 生态批评 图像批评

　　早在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际，我就曾作过这样的预测，即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揉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1事实证明，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以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化理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面对“理论死亡”的噪音越来越大，理论本身还能产生何种功能？本文将继续笔者过去的研究，旨在讨论后殖民主义在西方的第二波浪潮兴起后理论批评的发展走向以及另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经过一度时期的式微之后再度崛起：三位代表人物先后发表新著，使得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酿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先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分化为“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全球环境的恶化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理论话语的异军突起，注重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使得文学作品被隐匿的意义被发掘出来。随着全球性移民潮的愈演愈烈，“流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重新书写的作用。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在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2 的来临和理论的功能的转变。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2003年和2004年间，西方的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发生了三个对其后的理论思潮走向有着直接影响的事件，其一是久病不愈的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与世长辞，给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再度兴盛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以沉重的打击；第二是曾以《文学理论导论》一书蜚声欧美两大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颇具冲击力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为已经有之的“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再者就是当代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去世。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去世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呢？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书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3 平心而论，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再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使之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趋势。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4 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5 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理论的衰弱使之陷入一种自我演绎乃至“自恋”的怪圈。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不禁问道，难道理论真的“死亡”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当今理论的走向如何？理论究竟还能产生何种功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伊格尔顿这位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确实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此在理论界引起的争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确实，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之核心观念的解构主义已经不可改变地成为了一个历史现象，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解构也只能通过其散发在各个时代的“踪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梳理和总结出一部解构主义的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之走向作出描述，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它所产生的“消解中心”和“挑战权威”的结果究竟体现在何处？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文学和文化理论将产生何种功能？对于这几点，虽然西方学者已经试图进行种种预测，6但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们理应作出我们自己的反应，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在这种跨文化的争鸣中发出中国理论家的独特声音。我想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这方面考虑的一个初步尝试。

　　后殖民理论与少数人的话语

　　毫无疑问，在当代后殖民理论大潮中，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的影响力始终是最大的，他的著述被人们讨论和引证的频率也始终居高不下，这与他生前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这位后殖民理论大师于2003年的去世已经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纪念这位身居帝国的中心但却不时地发出异样声音的第三世界批评家。确实，赛义德是在西方学术的中心地带以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身份发出自己的独特言论的，因此也自然会同时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重视和非议。尽管人们不免会对赛义德本人的双重身份提出种种质疑，但他仍然在不止一个场合为自己所拥有的独特身份进行辩解。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位有着深切流亡体会的第三世界裔知识分子，赛义德对自己民族的痛苦记忆是始终记忆犹新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收入他的最后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s and Other Essays, 2000）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由此可见，赛义德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这种痛苦的经历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毫无疑问，受到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启发，一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出丰富的写作和批评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在全球化的时代方兴未艾，并且越来越为研究全球化和后殖民问题的学者所重视。

　　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通常被当作其名声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由于她的双重边缘身份所致：既是一位知识女性同时又有着鲜明的第三世界背景。在世纪之交，斯皮瓦克的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90年代末出版的新著《后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通过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的简略评介，我们大概不难把握斯皮瓦克本人以及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新进展。8

　　在斯皮瓦克迄今已经出版的整本著述中，《后殖民理性批判》可以说是她的第一部有着一定体系性和完整理论思想的专著。这本书除了序言和一篇题为《解构的开始生效》(The Setting to Work of Deconstruction)的附录外，整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题为“哲学”，第二章题为“文学”，第三章题为“历史”，第四章题为“文化”，这种分类大概使人不难看出斯皮瓦克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宏伟理论抱负。其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当推第一和第四部分，这正好也反映了她本人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内的深刻造诣。按照她本人的说法，“我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实践——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来追踪本土信息提供者的形象”，但是随着她的论述的展开，“某种后殖民主体反过来却一直在重新揭示殖民的主体，并且在挪用信息提供者的观点。”9 显然，斯皮瓦克这部著作的问世使她的批评理论达到了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颠峰，她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将为今后的理论争鸣和批评实践提供丰富的资源。

　　尽管后殖民理论曾在北美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界名声很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少数人的话语，这一点霍米·巴巴(Homi K.Bhabha, 1949- )尤为清楚。与他的另两位后殖民理论同行相比，巴巴的著述并不算多，但他在理论上的独特建树却是无人可以否认的：首先，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揉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其次，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具体策略；此外，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再者，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进一步推进的作用。据说人们期待已久的巴巴的专著《全球性的尺度》(A Global Measure)和另一本专题讲演集将于近年分别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预见，随着他的这两本书的出版，已经日渐冷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将再度“热”起来，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几年来，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又发生了新的转向：从居于第一世界内部后殖民论辩性逐步转向关注真正的后殖民地人们的反殖反霸斗争，并对他过去的那种具有戏拟特征的后现代风格有所超越。根据他近几年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系列演讲，他目前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少数族裔”或“少数族群体”所面临的困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认同问题，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便越来越显示出新的活力。巴巴提出的“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策略，被认为是一种过程，也即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10但是这种过程针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将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流散写作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规模的移民致使流散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凸现了出来，并日益成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流散写作伴随着流散现象的出现而来，因此对流散写作的研究也成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课题。流散现象的出现及流散写作的兴盛导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和语言的裂变：一个流散作家具有多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已不足为奇，英语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而最近数十年来的华人大规模移民也致使汉语逐步演变成一门其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仅次于英语的世界性语言。

　　应该指出的是，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但并不说明作家本人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文学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我们今天在阅读那些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难读到其中隐匿着的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

　　华裔中的流散作家及其作品主要指一些生活在海外的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及其作品，例如早先的汤婷婷、黄哲伦、赵健秀和谭恩美等，以及最近的哈金等，他/她们的创作实践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者的瞩目，对文学经典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挑战作用，使得中华文化和文学率先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此我们切不可轻视。若将他们的创作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语境之下，我们则自然而然地想到把他们叫做华裔“流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这些作家不仅仅只是离开祖国并散居海外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状态，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在外或流离失所，他们往往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居住国和自己的出生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并且熟练地使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来写作，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使我们感到欣喜的现象是，这些华裔流散作家的写作已经同时引起海外汉学家和文学史家的重视，并被认为对重新书写文学史和重构文学经典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面对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的“越界”行为，我们对国别文学史的书写是不是也受到了某种挑战？如前所述，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流散现象的出现已经导致了语言疆界的模糊，这种语言疆界之拓展已经给文学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带来了新的可能。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以及比较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尝试依然没有减少，我在此仅想提出，语言疆界的拓展对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它将为文学史的重写带来新的契机：从简单地对过去的文学史的批判性否定进入到了一种自觉的建构，也即以语言的疆界而非国家或民族的疆界来建构文学的历史。11在这方面，保尔·杰(Paul Jay)在讨论英语文学疆界的拓展及其后果时有一段话颇为富有启发意义：

　　有了这种意识，在不将其置于特定情境的情况下研究英美文学便越来越难了，在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历史中研究这种文学所产生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了。同时，英美两国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的明显扩张也表明，这一文学变得越来越依赖语言来界定，而非国家或民族来界定，因为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作家都用这种语言来写作。从这一观点来看，英语的全球化并非是人文学科内的激进分子旨在取代经典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主张或政治议程。英语文学确实是跨国家和跨民族的......12

　　毫无疑问，流散现象实际上早已对英语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产生了影响，这一新的以语言来划分文学疆界的趋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撰史领域内就已出现，而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再度崛起则对此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同样，汉语作为一种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语言，我们是否也可以以（汉语）语言来重新书写中华文学的历史呢？对此我将另文专述。

　　全球化与文化的理论建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在西方学术界13而且在中国学术界也方兴未艾，14几乎当今所有最有理论敏感性的人文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虽然全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内，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不少人看来，实际上预示着某种程度上的美国化。这点尤其体现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推广和美国英语及代表美国文化的麦当劳和可可可乐在全世界的普及。但我始终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以及对文化生产和文学批评的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因而从事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细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据此我们才有可能结合当代的具体实践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运动到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并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讨论全球化问题也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因此当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重读《共产党宣言》时，便不难发现，早在1848年，当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并处于发展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窥见了其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并且在描述了资本的扩张之后给文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时颇有远见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

　　虽然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这段文字，但我们此时再加以细读便不难看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确实曾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 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可能性。当然，对于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之实，例如英语的普及、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的落户和变形、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所不及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之，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只表明一种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此我将在后面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予以阐述。

　　讨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与文化的生存价值和命运前途，我们就应该以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作为出发点。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学”概念，这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和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将作何解释呢？我认为，从文化差异和多元发展走向这一辨证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在一种大的宏观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渗透到宗主国并对之进行解构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有过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是日益明显。所以，在我看来，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趋向。

　　如前所述，即使从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就主张从五个方面，或者说五种形式的影响，来讨论全球化现象：（1）纯技术方面；（2）全球化的政治后果；（3）全球化的文化形式；（4）全球化的经济；（5）社会层面的全球化。16这自然对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有所启发。鉴于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这一现象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因而我在此提出的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当然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我认为，既然全球化所涉及的方面早已超过了经济和金融领域，那么我们也应该更加开阔视野，从下面七个方面来全方位地观照全球化这一现象。

　　(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这就是我本人在前人和当代国际同行的研究基础上，并结合中国语境下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试图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全球化进行的进一步理论建构。17我认为，只有从上述七个方面来整体把握全球化现象，我们才能完整地准确地从各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并且从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发展现状出发，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和讨论中，发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有力的声音。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温世界文学这个理论概念，我认为，我们应当同时考虑到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差异性的并存：应用于文学批评，既然文学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我们就应当将各民族的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评价其固有的文学形式和审美风尚，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带有普遍性，对不同的民族文学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又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它们分别是由不同的语言作为其载体的，因此我们又必须考虑其民族文学的固有特征和特定的时代精神。即使同样是用英文创作的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更不用说那些用带有明显的地方土语和语法规则创作的后殖民地“英语”文学了。随着华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和汉语的日渐普及，国际华文文学研究也将成为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

　　生态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回避的问题甚至危机。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就是地球上的资源被过分利用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对之尤为敏感。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界的生态批评便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后果的一个反拨。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环境的污染、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物欲横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事人文学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进行反思：我们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紧张起来？作为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对此，生态批评家均试图面对并予以回答。

　　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即正如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所定义的，“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自然是如何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得到再现的？物质场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出戏中表现的价值与生态学的智慧相一致吗？我们何以展现作为一种文类的自然写作之特征？....”18等等。诚然，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就是颇为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如在华玆华斯和陶渊明的自然诗中，自然被人顶礼膜拜，生活在其中的人甚至试图与之相认同，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而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的改造自然、重整环境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时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如在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面对自然的无情和巨大力量，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即使奋力拼搏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就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老的主题。崛起于50、60年代美国社会的“垮掉的一代”诗人盖瑞·史耐德（Gary Snyder, 1930- ）始终自觉地从中国古代自然诗人和生态思想那里汲取丰富的资源，将其应用于想象性文学创作中，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诗坛独树一帜。19而在其后崛起的生态批评家则试图面对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现实率先在文学批评界作出回应。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的现实生活总是离不开自然环境，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究竟是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美化自然还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来改造自然，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应该说，生态批评家并不反对美化自然，但他们更倾向于前者。从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视角来看，文学应当讴歌前者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对大自然的美化，鞭笞任意改造大自然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批评家也更应当如此。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并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就以暂时牺牲自然作为代价。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自然毕竟是人类的附庸，因此它理所应当地服务于人类，并为人类所用。殊不知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最终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文学家既然要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那就更应该关注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反思当下生存的危机。生态批评的应运而生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有力回应。尽管我们还不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德里达与生态批评的关系，但我们完全可以从生态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窥见解构的碎片。确实，生态批评家从解构主义理论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他们在建构一种环境伦理学方面与晚期德里达的著述不谋而合。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目前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批评家理应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向一向被传统的批评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自然的文学再放回到大自然的整体世界中，以便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带有一种文学批评的环境伦理学的建构，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长期以来，人类在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惜以牺牲自然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做出了不少破坏自然环境的错事。我们应当从自身的环境伦理学角度来作一些反思。无庸讳言，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使得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发展同样也催化并膨胀了人类试图战天斗地的野心，促使人们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逐步形成和膨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最近几年内频频发生的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洪水和干旱，这些无不在暗示，地球所能承受的被改造性已经达到了极限，它正在向人类进行报复，毫不留情地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近年来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非典的冲击便为人类生命的延续罩上了可怕的阴影，而最近出现在亚太地区的印度洋海啸更是向人类敲起了警钟：必须善待自然，否则将后患无穷！作为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生态批评家率先作出自己的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生态批评在当代理论界的异军突起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和挑战。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并非仅在于解构，而是在解构的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环境伦理学。我认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当然，生态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崛起于北美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潮流，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它既从解构理论那里借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同时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种反拨，虽然目前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但仅仅在北美、北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尚处于方兴未艾的境地，可以预见，它在今后的年月里肯定会有着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

　　生态批评理论也和所有的西方理论一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其“旅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生态批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出现了一些令人可喜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几乎同时在几个层面从事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和生态研究实践：一方面，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鲁枢元、曾繁仁等）根据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旦介绍到国外或通过英语这一国际性的学术语言的媒介表达出来，定能对突破生态批评界目前实际上存在的西方中心之局限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北美生态批评理论的启迪下，（青年学者王诺、赵白生、宋丽丽等）不断地向国内理论界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得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具有理论的规范性和学术性，并逐步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还有一些青年学者，如韦清琦等，则有意识地在一个跨越中西方文化的广阔语境下，试图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书写。对此，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如果说，确实如有些人所断言的，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患了“失语症”的话，那么至少在生态批评这一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充分发掘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学批评资源，通过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而对西方的生态批评学者头脑中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美国生态批评的代表性人物劳伦斯·布依尔也有同感，而且更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艺术和文化钟肯定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它保证了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介入这场运动时是具有十足潜力的....我另外还想说的是中国对现代化的独特经验也将使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这一领域里作出卓越的贡献。”20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

　　尽管文化研究的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21 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之特定内涵和定义仍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十分模糊，因而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甚至错误地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天然就是对立的，因此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研究的末日。我认为在讨论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前有必要再次将其进行限定。我这里所提到的“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文化研究”。22 既然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那么它在其他语种中并没有固定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好按其字面意义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本章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并不是指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

　　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特别是始自英国的新批评派学者F.R.利维斯的研究。利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目，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达到向广大劳动大众进行启蒙的作用，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23 以说，今天的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展而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霍加特和霍尔早先也是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也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建树。这种情形在当代几乎所有主要的文学/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和著述生涯中都可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