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东亚汉文小说研究的新突破

   越南汉文小说

　　第一个时期：陈朝——汉文小说的出现。陈朝时，越南汉文小说目前所知仅有《粤甸幽灵集》一种，也是现存最早的汉文小说。此书记录了中国和安南古代历史人物的事迹，大多转抄自中国古代史著，较真实可信。后来，越南作家不断增补篇目，并对人物事迹进行想象虚构和编造，不仅产生了众多版本，还对《岭南摭怪》等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个时期：后黎朝的汉文小说。后黎朝的360多年间，政治格局较为复杂，既有稳定、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有南北对峙和纷争的阶段。这一时期，中越文化交流频繁。越南学习中国的历史、天文、历法、建筑等，还派人入清学习儒学，购《大藏经》和《律论》千余部置寺院。很多中国小说也传入越南。在此影响下，汉文小说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笔记、神怪、传奇和历史演义都深受作家的钟爱，出现了近30种作品。尤其是《公余捷记》、《岭南摭怪列传》和《传奇漫录》，思想、艺术成就突出，基本代表了越南汉文小说的最高水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现了10多种据《公余捷记》选录、增补而成的小说集，10多种续补、增编的《岭南摭怪列传》，《传奇漫录》则掀起传奇创作的风气。

　　第三个时期：阮朝前期的汉文小说。阮朝建国后，中越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90多年间，出现了历史演义、传奇、笔记、志怪约30部汉文小说。其中历史演义和传奇小说，都是作者原创，成就较高。余者，有许多书的故事内容基本相同，还出现了不少小说选本。小说编者互相抄袭、选录，表明汉文小说原创力的减弱。

　　第四个时期：法属殖民地时期的汉文小说。短短的62年间，出现了约20部汉文小说，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原创作品少，只有《皇越龙兴志》等寥寥数部，其他多为辑录前人之作，甚至选录、篡改中国的小说以成书；二是随着法国殖民统治的加强，及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与高涨，人们将越南历史上的名人英雄等辑录成书，藉以宣传民族意识和尊严，激发越南人民的反抗斗志，如《南国伟人传》、《南国佳事》等，甚至创作英雄传奇小说以宣传革命思想，如潘佩珠的《后陈逸史》。尽管多是旧作重辑重刊，却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性，这也是越南汉文小说的最后一抹微光。

    韩国汉文小说

　　有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十分受益于文学理论的译介。90年代初，解构主义一登陆，中国学界就产生了极大兴趣。但是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可以说至今为止，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还无人可以妄言自己充分理解了解构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也有解构主义自身的原因。

　　具体地看，解构主义与当今的中国现实有很多错位，包括生存语境不同，问题意识不同等等。今天学界普遍浮躁，没有心境扎实、深入地就一个理论问题展开持久而深入的讨论，这与当初耶鲁学派十余年间坚持不懈地研究解构思想相去甚远。

　　实际上，德里达内心生活很严肃，有着强烈的道德感。他曾经感慨：全世界懂解构的人不超过30个。这句话中含有被误解的委屈。因为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解构理论演变成藐视一切权威的宣言，被各家后现代学者争相引用，攻击传统，别立新声。这个过程中，解构思想本身的深度被削平，概念化口号化的情况很常见，难免被人误解和歪曲。

　　与会专家由此提出：国人应该具有主体意识的全能性。胡塞尔现象学认为人应该有能力去预知到事物的整体——在解构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国内学界对西方思潮有了更多了解，通过对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思想的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从这个侧面的研究生发开，达成一种对解构主义这一20世纪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的整体认识。

　　“新罗高丽时期的汉文小说”。新罗时代有著名作家崔致远及其小说集《新罗殊异传》，重点是《竹筒美女》等志怪小说及传奇体作品《双女坟记》，并且韩国成熟小说的开端应该是《新罗殊异传》，而非某些学者认为的《金鳌新话》。高丽时期出现的《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虽然通常被认为是历史类著作，但其中的一些作品，如《类利王传记》、《温达传》、《都弥传》不妨称为“准小说”；此外，高丽时期涌现的假传体小说，其文本形式也来源于中国，但在韩国特别发达，林椿、李奎报等人的作品有很高的成就。

　　“李朝前朝的汉文小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金时习的传奇体小说集《金鳌新话》，这部深受明初瞿佑《剪灯新话》影响的作品，早已被称为中国文学在异域流传与影响的范例。申光汉的《企斋记异》虽然艺术成就不及《金螯新话》，但该书创作于1520年至1553年间，距前者仅有半个世纪，因此成为《金鳌新话》与17世纪传奇体小说繁荣之间的一道桥梁。这段时期涌现了一批笔记体笑话集，如徐居正的《太平闲话滑稽集》、姜希孟的《村谈解颐》及宋世琳的《御眠集》。

　　“李朝中期的汉文小说”。这个时期，韩国人民是在壬辰倭乱与丙子胡乱的煎熬和战后的阴影中度过的，战争给大家带来了物质和心灵的创伤，也激起了广泛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人们的悲欢离合，都成为小说创作的素材；此外，大量中国小说作品的东传，也刺激了人们的创作灵感。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汉文小说逐步走向兴盛，传奇体小说大量涌现，如《周生传》、《云英传》、《英英传》、《崔陟传》、《金华寺梦游录》、《达川梦游录》，等等，绝大部分与两乱有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长篇小说也开始出现，涌现出金万重、赵圣期等许多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九云梦》、《谢氏南征记》以及《倡善感义录》，对后世的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朝后期的汉文小说”。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极为活跃，短篇小说方面，出现了李钰、朴趾源等大家，特别是朴趾源的作品，短小精悍，在思想上已达到了韩国小说的最高峰。传记体小说虽然有所衰落，但《芝峰传》、《钟玉传》、《乌有兰传》诸篇，对人物心理及人性的刻画都有不俗的成就。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帷幄龟鉴》、《六美堂记》、《玉麟记》、《玉楼春》等一系列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韩国汉文小说的最高水平。这段时期的中长篇小说，不少是受到中国小说与李朝中期汉文小说的双重影响，在某些结构形式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如以主人公天上——地界——天上的循环模式来展开故事情节的仙人谪降类小说就非常普遍。

    日本汉文小说

　　“笔记体汉文小说”。在对“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做了界定与规范下，把《大东世语》、《译准开口新语》、《大东闺语》、《啜茗谈柄》等十四部作品分为轶事、谐谈、艳情花柳与异闻四类题材，并分别论证。该文体创作时代主要分布在江户中期至明治中期，其中江户后期与明治前期比较集中。

　　“传奇体日本汉文小说”。按照题材特征，将《浦岛子传》、《阿姑麻传》、《含饧纪事》、《枕藏史》、《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夜窗鬼谈》等十二部（篇）作品分为民间传说、世情、民间故事、艳情、杂俎与鬼怪六类。就整体而言，传奇体日本汉文小说在文体上虽然有受中国同类小说影响的痕迹，但文体的外在与内在要素存在一些变异，显示出日本本土叙事传统的影响与日本文人在模仿创作过程中对文体所作的改造。中日传奇体小说在题材类型具备一定的相通性，但后者在具体故事素材层面上有着鲜明的本土色彩，反映了跨文化语境中日本汉文小说与生俱来的双重属性。

　　“话本体日本汉文小说”。把《和汉奇谈》、《本朝小说》、《春脔拆甲》和《春风帖》四部（篇）分为世情和艳情两类。话本体日本汉文小说所受同类中国小说的影响，在题材方面要比在文体方面更为明显，而且，中国话本体小说在题材上对日本和文小说的影响要比对汉文小说的影响更深刻、更鲜明。话本体汉文小说描写市民生活的世情、艳情题材既源自江户时代的町人现实生活，又与假名草子、读本等和文小说一道，受到了东传中国话本体小说题材类型的深刻影响；在文体上，它们和中国话本小说的文体形式差别较大，体现出日本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模仿与改造相结合的痕迹。可以说，它们在题材、文体以及主题等方面与东传中国艳情小说、本土特定时代的文艺语境联系都很紧密，日本汉文小说与生俱来的双重属性在它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章回体日本汉文小说”。把《太平记演义》、《海外异传》、《西征快心编》、《新桥八景佳话》、《警醒铁鞭》、《译准绮语》六部作品分为历史演义、才子佳人、神魔与英雄侠义四类。中国章回体小说在江户时代大量传入日本，而以历史演义、才子佳人和英雄侠义题材最盛，它们是章回体汉文小说产生的诱因。章回体日本汉文小说受东传同类中国小说直接影响的痕迹最为鲜明，不仅题材具有相通性，而且文体变异也不大，总体上形成一种以中国章回体小说之“瓶”装日本本土题材之“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