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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文学诺奖花落谁家都是一个举世瞩目的话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却反应不一。相比较8年前的整体失态,今日中国对于文学诺奖的反应冷静多了,尤其是正面呼吁“中国作家应该重视文学诺奖”的声音,明显地盖过了“吃不著葡萄说葡萄酸”的风凉话,说明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在日趋平和。仅此还不够,还应该把文学诺奖当成一面镜子,用它照一照,找一找我们真正的差距。
首先应该认定一个事实,自有诺奖以来,中国文坛不乏与诺奖获得者比肩之人,尤其是上个世纪初,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个个都离诺奖不远,可惜他们都已辞世。而今的“大家”虽然遍地都是,却已经被功利性和铜臭气贬得一钱不值,只要用文学诺奖的镜子一照,就会现出他们的原形,而且还可以看出多年来我们在文学生态环境上造成的致命伤,已经不足以催生出诺奖之作:
其一,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坛频繁遭遇政治“沙尘暴”,导致文学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譬如批胡风、批丁玲……直至十年文革中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成臭老九。高频率的政治运动,不仅摧残人们的肉体,而且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作家也无一例外。
其二,“政治挂帅”的后遗症和并发症,至今仍让许多执笔写作之人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写的文章不敢写。除了明列禁区,暗中的雷区也时不时地会被引爆。因此,凡是能够发表并被官媒吹捧的作品,大多仍是些歌功颂德之作,尤其是官方评奖,更见其烈。
其三,一旦文学土壤的被污染成为常态之后,写家们的创作心态,也会像食用了内含三聚氰氨的牛奶婴儿那样,于不知不觉中患上了“肾结石”,憋得再急也撒不出尿来,何来什么“创作的灵性”?回头再看沈从文等人当年弃笔从他的经历,当能看清其心中的无奈。
其四,作家创作的心态本应该像“菜园子”主人那样,想种啥种啥,任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餐桌上也容不得天天都是“白菜一碟,一碟白菜”,所谓众口难调,胃口也是如此。而我们的文学却远离了“菜园子”属性,只偏重一家之好。
其五,当政治对于文学构成干预之后,所谓的文学也就成了变相的公文,与文学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窃以为,这也是中国文学为什么不被诺奖评委们青睐的根本原因。
用文学诺奖做镜子,只要视力上没问题,心态正常,就会毫不费力地从中发现大陆文学的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治理,而且需要重构。否则,在病态环境下产生的作品再多,也是心灵扭曲的“玩偶之作”。
无庸讳言,大陆的体制内作家们迄今仍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协官员是官方任命的,而且也分为部级、局级、处级、科级,待遇和其它的政府官员们没什么两样,该配车的配车,该住部长楼的也不会委屈了他;作家们则从职称的角度上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于等外级、草根级。相比体制外的草根作家们,体制内的作家们宛如圈养的家鸡一般,虽然不愁吃喝,饮食终日,原本会飞的翅膀也退化成了没用的摆设。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多种体制并存的社会现实,让体制内的作家们越来越陷入了尴尬境地,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网络作家群在“点击率”的支撑下后来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上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体制内的作家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体制外作家对于体制内作家的冲击无疑是可喜的,因为它给中国文学的长期阳痿,带来了重新勃起的希望。
文学诺奖的镜鉴作用不仅如此,还能够用它审视掌管意识形态权力的人,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立属性和自由创作个性是否尊重,不用听其怎么说,只需拿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一比较就可心领神会。
总之,文学创作心态是不能掺有任何杂质的。当一个酝酿多时的题材不吐不快不写不成时,一个作家的正常的创作状态应该是主动的“喷涌”,而非挤牙膏式的被动,更不能像导盲犬身后的盲人,虽然也在走路,却没有自己的主见。
时下,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点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未来中国必将会更加的开放,因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创造、尊重人民的胡温新政,正在把“以人为本”的国策,细化到务实和理性的各项工作之中,北京奥运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把人性的全面回归与科学发展置放在了同一坐标系上。在这个面貌一新的生存环境里,作家的人性回归与灵魂涤荡应该抓住时机,同时并举,充分利用宽松的环境,用高尚的灵魂和纯洁的身心创作出更加人性化作品,主动把文学的个性劳动与文学诺奖的评选标准摆放在同一水平在线。唯如此,文学诺奖花落中国作家头上才会指日可待。 (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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