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国学”盲热令人忧虑

此文是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接受武汉《楚天都市报》记者周洁专访的报道。虽然时候过去了一些，也还值得参考讨论。、

2007年 8月8日，“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百家争鸣，余音绕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发言：警惕“汉学心态”，“中文系没文气”，一针见血，语惊四座。

    数十年耕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很少出圈子的温先生，突然担当起“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对于近年围绕中学语文改革“谁都在抱怨”的现象，他有什么话要说？

    因飞机晚点，7日的采访从下午6点等到晚上10点才进行。眼前的温先生，温和、儒雅、敏锐。言语平和，句子很短，柔里带刚。“多年来养成习惯，从晚上9点，工作到凌晨1点。”11：30分结束采访，看来，温先生还可以睡个“早觉”。

问：这次来华中师范大学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路把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者，我想知道您的声音是什么？

    温儒敏（以下称“温”）：会讲一讲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的问题。“汉学”本来是好东西，但把它当成我们的标准，要年轻人刻意地去模仿，扼杀了学术的自主性和创新的能力，这就令人担忧。
   

问：前不久北大汤一介教授到武汉来，对“国学热”也曾表示担忧。
   

温：加上汤先生的，我就有了两个担忧。“国学”居然能大“热”，的确也令人担忧。传统文化除了优秀的部分，还有不少糟粕，有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成分。现在一讲传统、国学，就笼统叫好，缺少分析批判，甚至认为能包治百病，就从五四启蒙倒退，近乎迷信了。如《论语》、《孟子》、《庄子》……，现在都在讲，这当然很好，是民族的智慧，但要注意其中也有落后陈腐的成分。这些经典只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场面上”的显在东西。它们提出一个很高的标准，从古以来，普通人都很难身体力行的。一两千年以来，真正制约、影响普通中国人生活的，还有许多并非“显在”而又始终流行于民间的东西。中华文化传统是很丰厚而又很复杂的。

问：举例呢？

温：像清代《增广贤文》，以前蒙学就要读的。不光小孩读，不认识字的人也会背，什么“知己知彼将心比心”呀，“路遥知马力”呀，“知人知面不知心”也，等等，许多格言警句都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这些影响恐怕并不比《论语》、《孟子》小。有许多民间的东西，是潜在文化，当然也是精华糟粕并存，可是现在我们研究国学的，对这方面缺少关注。

问：我看到您曾给青年人开的书单：从《论语》、《庄子》、《史记》等，都是“场面上”的圣贤书。

温：读书嘛，当然最基本的典籍要读。如说《论语》让人理解人生，那《庄子》可让人超越和想象人生。

问：您关心窗外事吗？

    温：自然要关心。比如超女，电视我也看过几场。不过我不是谁的“粉丝”，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年轻人那么喜欢？它的形式很新颖，通过透明的方式一层一层地选，大众参与，社会娱乐化，有这种需求。从社会学看，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其文化也必然分为不同的层级，很巧妙地“制造”公民的层级，这是文化现象，不要轻易地否定。

问：您有一个身份——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您肩上的担子挑起的可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文气”呀。

温：说得太过“严重”，我可担当不起。不过语文教育改革是我这几年关注的课题。作为“课标组”的召集人，位置特殊，不便说话，我说话只能代表我自己。
   

问：有作家就主张以“文学代替语文”，您觉得可行吗？
   

温：不可行。中学语文是人文教育，但不是“文人教育”。我们的基础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不能把我们的学生都培养成文人。文人太多了可能反而做不成事。作家可以很敏感很个性化地生活和表达，那是一种才能，但作家是少数很特殊的人群。你总不能要求多数学生都成为作家。作家老是希望中小学学生作文都很有个性和文采，也不现实。中学语文当然会很注重文学教育，但不是全部，甚至也不是基础，基础是培养一般阅读写作能力。
   

问：您认为作家是在乱说？
   

温：刚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有著名作家写文章说现在中学生作文不好，“说明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失败的。”我看这是以偏概全的武断。看问题要有整体考量。最近十多年，中国扫除文盲4600万，成人文盲率已经从以前的22.2％下降为9.08%。实行义务教育后，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7％。大多数初中文化的公民都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我住的北京一个小区，管理电梯的女孩大都是农村初中毕业，她们都能读《十月》、《读者》之类杂志报刊。中国扫盲和基础教育整体上是非常成功的，这不也是语文教育的巨大成绩？现在都抱怨普遍语文水平下降，我看也未必。现在的孩子可能错别字较多，但他们上网阅读的速度很快，收集信息能力很强，那也是一种语文能力呀。不可否认现在的语文教学存在许多问题，大家也都不满意，这才需要改革。但改革不是颠覆以前成绩，我不赞同“语文教学”失败的判断。
   

问：“观千剑而识器”。因为课业负担，许多孩子平时除了读教科书和教辅书，很少涉猎课外阅读领域。现在的语文教材为什么不是增厚，而是减薄？
   

温：这倒可以探讨。就拿高中语文课改来说，主张分两部分，其中必修占1.25学年，课本是薄了，但还有选修是1.75学年，选修部分非常多样丰富，供学生自由选择，学分修够了就可以毕业。这部分课本就比以前厚。高中课改试验已经在全国十多个省铺开了，是半个多世纪来改革幅度最大的一次。但这可能带有理想色彩，实际上多数学校难于做到。这些学校必修课上完之后，马上转向高考复习了，所谓选修也就流于形式。这样问题更大，适得其反啦。看来课改大方向虽然没有错，要坚持试验推广，但步子可以调整，要稳一点。

问：如何看待应试教育和高考？

温：教育改革是大家都强烈期盼的，但难度非常大。现在大家都指责所谓应试教育，把责任推给高考或者学校，有些不公平。教育的问题是制度性的，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现在社会转型，竞争加剧，家长紧张，就把矛盾折射到孩子身上，于是大家虽然反感所谓应试教育，又都在齐力推动应试教育。这就是悖论。有些学校课改不再布置家庭作业，要学生快乐学习，多看课外书，可是回到家里家长不敢，还是让孩子参加补习班……。教育改革不止是学校老师的事，甚至根子也不简单是一个高考指挥棒。其实指挥棒是社会分层的竞争加剧造成的。所以课改不能急，要梳理出症结，重视国情，考虑广大群众利益，实事求是步步为营地做些切实改进。千万不能搞颠覆式的大变革。基层学校条件较差，课改困难更大，要帮助他们逐步提高。我下去培训中学教师，他们对课改比较紧张，不适应，我就和他们说：不必太多考虑课改的理论，让你的学生学习更主动，个性更健全，在原有基础上能有所进步，那也就是改革了。

问：现代名家，您最欣赏谁？

温：鲁迅。记得80年代，我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鲁迅全集》，至今是我翻阅最多的书。鲁迅让人永远与现实保持一种犀利的批判眼光，让人非常清醒。
   

问：鲁迅先生说他只为三种人写作：一是“孤独而疾驰的斗士”，二是“还在做美梦的青年”，三是他的敌人。您写作为哪些人？
   

温：我愿意为平民、农民、基层的人研究和写作。这说来好象是大话空话，但我总常常想到，我们这些人条件都很好了，衣食无忧，国家、人民给我们已经不少，但许多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比较艰难的，他们没有话语权，也不会写文章，没地方发牢骚，谁替他们说话？现在讲和谐社会，我很赞同，社会要有一定的公平性才能和谐。
   

问：公平性怎么体现？
   

温：就拿教育来说，现在两极分化是严重的。贫寒子弟要考上好的大学非常难，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受条件限制，比不上城市重点中小学，差距拉开了，享有教育资源存在很多不公平。这种差距不是助学金可以解决的。要增大农村教育的投入，使教育资源不要过分集中。教育部现在转向重视投入基础教育，是对的。国家发展了，税收多了，教育投入如果还是达不到法定的4％，我看问题就很大。。
   

问：鲁迅说，“人在白天都是要戴假面具的，惟有夜深人静，闭门独处时，才能卸下伪装，赤裸裸面对自己。”我很好奇，您也说场面上的话吗？
   

温：可能因为我是教授，自由职业，所以说话比较自由吧。我白天晚上说的话都差不多，尽量说些真话。

问：说真话可能就得罪人？

温：能不得罪人吗？比如对高等教育“大跃进”和教学质量滑坡的问题，对研究生博士生培养粗制滥造问题，对学术管理粗放量化的问题，对高校教育行政化（分什么副部、正厅级大学）的问题，对当代文学“粗鄙化”问题，对经典“恶搞”成凤的问题，以及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问题，等等，我都有过很多批评，肯定不会都是让人高兴的事情。
   

问：您的文章中谈到过现在缺少敬畏之心。古人大都有些敬畏之心。所谓“报应”是圣贤书里没写的，但在民间是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做坏事太多了，怕报应，所以制约了他的行为。而现在，没有了。
   

温：我是基督家庭里长大的，从小熟悉《圣经》。看到高龄而又病重的母亲每天都要坚持吃力地用放大镜读上几页，我看到信仰的力量。读这部书不等于要信教，它也许能激发我们对生命，对未知世界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做人要敬畏，做学问也要敬畏。

问：北大中文系藏龙卧虎，怪杰辈出。如不修边幅，蓬首垢面，上课既不带书，不发讲义，看上去像个疯子的国学大师刘师培；称钱玄同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常拿胡适之开涮的黄侃……做北大中文系的掌门人，想必别有滋味？
   

温：现在像刘、黄这样的老师，有，但不像他们那样的程度（笑）。老师只要上课了，系里不会管他是不是按照教学大纲讲，是不是有教案。北大在中国的位置很特殊，特别是中文系，在北大文科中被称为“老大哥”，在全国文科中影响也很大。历史上形成的位置，即使不像从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架子还在。
   

问：大家很关注，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多年，盘活棋局的独门秘诀是什么？
   

温：没有独创，就是尽量给大家自由。不能因为有少数人比较懒、违纪，就定一个程序，把大家都管死了。现在很多单位为了惩罚少数人的违纪，就把多数人管得很死，学术单位不能这样。对学术之树来讲，自由就是空气、水份与土壤。
   

问：“不管”，意味着您这个系主任太好当了。
   

温：是很好当。越管越不好当（笑）。营造一个自由的氛围是最重要的。现在全国大多数中文系都“翻牌”叫“某某学院”，当然也可能是发展的需要。按说以北大中文系现有的规模，也不是一个小学院的格局了，至今没“翻牌”，因为我们很看重“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文脉”。我们讲文脉，讲传统，不是摆先前阔，而是要让文脉来滋养我们当前的教学研究，我提出了“守正创新”。现在，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到挤压，北大中文系还能取得一点成绩，在全国同一学科仍能整体领先，我想还是靠“老本钱”，在“守正”上下了些工夫，所谓创新仍然是要有“守正”作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