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孙惠柱教授在“东方讲坛”的讲演

http://www.zwkao.com  2008年11月05日 08:46   中国汉语言文学网

讲到莎士比亚，最令人感慨的就是英美人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做法。莎士比亚在西方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真的可以跟《圣经》相提并论。而且他们并不仅仅是在讲坛上讲讲这位古人，而是让他活在舞台上，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莎剧的有利条件是，它们的内涵中本来就有强烈的现代性，情节、语言都不用怎么改动，就可以穿上现代服装来演，甚至还有穿未来服装的。我们自己的古籍能不能也这样活起来呢？这就要花更大得多的努力，要精心挑选、改编、重写，但未必不可能，这样，我们的古人地下有灵，相信也会乐观其成。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了，林兆华、濮存昕合作的《哈姆雷特》引人瞩目；不久前，我在第20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当评委，也看了莎士比亚的好几部戏。国际戏剧节好像总是少不了莎士比亚，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经久不衰。

我手里的一本书，是波兰学者扬·考特的莎士比亚评论集；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导演、1960年代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艺术总监彼得·布鲁克，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导出了他的成名作。这本评论集叫什么呢？《莎士比亚——我们的同时代人》，可谓汗牛充栋的莎剧研究著作中最好的一个标题了。

莎士比亚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近年来，因为央视的《百家讲坛》，我们从中国的古典里找到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莎士比亚的著作也可以这样来看。莎剧是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西方人甚至认为是世俗的“圣经”。有趣的是，中国的“四书五经”本来就是世俗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到社会和谐，但《三国演义》等作品却往往充满了太多的勾心斗角。这也许就是辩证法吧，和谐与勾心斗角综合成了中国的文化。而莎剧两面都有。莎士比亚写了很多宫廷斗法的故事，但他又很有现代性，这一点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戏曲家汤显祖很不一样。《牡丹亭》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剧本，是博物馆里非常精美的艺术品，但能否想象《牡丹亭》的故事发生在现在，演员穿连衣裙、夹克衫上场呢？如果这样，观众恐怕要笑了。杜丽娘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古代，不能用现代性的视角来要求它。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可以让演员穿现代服装演，在英美世界甚至连台词都不用改，观众观看演出，感觉那些故事就如同发生在今天一样。

一、《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内核

我们首先来看《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最有名的中译叫《王子复仇记》，这个翻译有问题。这部戏是莎剧中最长的，不删要演五个小时，但如果仅仅是复仇的话，根本不用那么长。哈姆雷特在外国留学，家里出事赶回来，看到父亲的鬼魂，鬼魂明确告诉他：我是被你叔叔克劳狄斯害的，你要为我报仇。如果哈姆雷特马上就去报仇，这个戏15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并没有障碍，他叔叔并没有防备他。要复仇，上前一剑就可以刺死他，然后宣布为什么杀他，因为哈姆雷特是正宗的王位继承者。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悲剧了。莎士比亚这个戏的特点，就在于哈姆雷特不复仇。为什么不复仇呢？历来有种种说法，比较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哈姆雷特性格犹豫，到此时他还在犹豫。其实，当过演员和导演的人都知道，让一个演员到舞台上去演“犹豫”是没法演的，他必须要有动作。为什么犹豫？一定要找出它背后的动机。犹豫什么呀？导演会说，回去想好了做什么再来。也有人说，还犹豫什么啊？你父亲说得那么清楚了，为什么还不行动？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解释，说哈姆雷特有“恋母情结”，他恨他的叔叔，按理说恨他就应该杀他，但是他在潜意识里又害怕，害怕一旦杀了叔叔以后，自己就要取代他，就要钻到母亲的床上去。这太可怕了，所以就犹豫。这一说法比单纯说犹豫更实在一点，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因为“恋母情结”是不是那么普遍，特别是在这个戏里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不少人有不同的看法。

哈姆雷特到底为什么不动手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把人的生命看得极为重要。任何人都不能随随便便被消灭。对他父亲的鬼魂所说的话，他必须反复求证，才能决定是不是要依照他的话去杀人。所以，他先是装疯卖傻来掩饰自己的怀疑，他去试探母亲，还请戏班子来演一个谋杀戏给叔叔克劳狄斯看，他要“测谎”。可惜，一旦“测谎”成功，克劳狄斯也就看穿了他的动机并先发制人，从而导致了最后的悲剧。这样解释，可能接触到了莎士比亚戏剧中最重要的内核——人文主义，到今天来看，这一人文主义的内核依然极富价值。

可以拿中国的一个讲复仇的戏《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做比较，因为《赵氏孤儿》的情节跟《哈姆雷特》类似，主角都是皇家孤儿。赵氏孤儿才半个月大，哈姆雷特则已经成人；剧中的仇人在弑君之后，都把孤儿认作养子。在《哈姆雷特》里，鬼魂要他去复仇，他老是下不了手，他的主要动作是求证。而在《赵氏孤儿》里，一连串的人为了保护孤儿，或者自杀，或者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送死，没有人有丝毫的犹豫，所有人的生命都比不上那个还没有思维能力的皇室后裔，现在我们把这说成愚忠。《赵氏孤儿》是传到西方世界的第一部中国剧本，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读了之后很感兴趣，将它改写成《中国孤儿》，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改动：当程婴要把自己半个月大的婴儿调包交出去送死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同意了。程妻说，为什么要把我儿子的命送掉去保他们？她的话，不像是中国古代传统女子说出来的话，其中蕴涵着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同等价值的含义。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是不会有的。伏尔泰的这一改动，表明他用人文主义思想质疑了中国经典里的一个根本性主题。《哈姆雷特》里有一段台词是大家经常引用的，被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觉醒的典范；哈姆雷特说：“人是多么美妙的杰作，崇高的意识、无限的能力、优美的仪表，举止好像天使、灵性可媲神仙，他是天之骄子，他是万物之灵。”这段精彩的台词，反映了走出中世纪以后，神权压抑下的人得到解放，正可以用来回答我们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哈姆雷特在复仇之时那么犹豫、迟迟不采取行动。原因无它，就是因为“人是多么美妙的杰作”，不仅他自己如此，所有人都如此，任何人在可能要终结他人的生命之前，都必须三思而后行，都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

这一理念，近年来在中国社会也被广泛接受。现在，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越来越慎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这一审慎态度，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哈姆雷特》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二、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性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里，麦克白是一个将军，很受国王的器重，他在路上遇到三个巫婆跟他说了三个预言，说他将要成为国王。他的野心就上来了，但还是有所犹豫，因为自己成为国王，就要杀掉现在的国王，而国王毕竟对他非常好。国王得知麦克白得胜归来，前来慰问，住在他家。麦克白的老婆心狠，说巫婆的预言很对，一定要杀掉国王。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国王给杀了。此后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场景：杀人以后，他们总觉得手上粘着血，洗也洗不掉，杀人者从此不得安宁。一幅当年的木刻画呈现了这一悲剧中的场景：其中站着的那个人事实上是被杀掉的国王的鬼魂，他在麦克白的宴会上出现，但只有麦克白一个人看得到国王的鬼魂，周围的人全都看不到。上海一个非常好的京剧《曹操与杨修》中的一些情节与此很相似；曹操杀了一个人以后一发而不可收，但是他以后经常会看到被杀者的幻影，灵魂从此永远不得安宁。

《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这两部莎剧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很有趣的作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有过两部戏共用同一个名字的现象，两部戏都叫《窃国贼》，但一部改编自《麦克白》，一部则改编自《哈姆雷特》。为什么都要用《窃国贼》这一名字呢？因为那时候袁世凯称帝，人们要借助戏剧来影射这个“窃国贼”。那个时候，中国的戏剧家可能都还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有个不懂英文的林琴南翻译出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戏剧人看了之后觉得很有趣，把它改编成剧本上演。他们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从中找到了很多有用的素材。如果从汤显祖那里找相应的剧情来影射“窃国贼”袁世凯，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这个时候，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性就起了作用。

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改编的中国戏，在20世纪初期上演了不少，包括《威尼斯商人》，中文名字则改为《女律师》。律师在中国大概是近一百年才开始出现的新职业，但这一职业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就有了，所以，三四百年前的剧作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非常具有现代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莎剧《李尔王》。《李尔王》的故事似乎很荒唐：老国王只有三个女儿，他一开场就同三个女儿说，我要退休了，把国土分给你们吧。两个女儿甜言蜜语骗了他，小女儿考狄利娅说了实话。老国王觉得小女儿不爱他，就把国土分给了两个说假话的女儿。结果，两个坏女儿很快就变脸，老国王落得很惨的结局，一个人在暴风雨中孤苦伶仃。很多人对这部戏提出过质疑——当莎士比亚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质疑者说这部戏不可信，因为国王一开场就莫名其妙地要放弃自己的王国，显然没有动机。波兰学者扬·考特对《李尔王》作过一个独特的解读，让彼得·布鲁克大开眼界。考特是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想来解释李尔王的，在他看来，李尔王一开场就要把王国分给自己的女儿，是想一开始就提供一个情境，在这一情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展现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来。考特在分析李尔王的时候，还出人意料地把当代剧作《等待戈多》揉进去。《等待戈多》和《李尔王》会有什么关系呢？他注意到一场关键的戏：李尔王一个人在空旷的原野上哭天喊地，身旁只有一个忠诚的老臣，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似乎也是在等待上帝的救赎，但是并没有什么上帝来救赎他们。扬·考特把非常当代的哲学思想和当代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同四百年前的莎剧《李尔王》联系在了一起，看到了其间共通的地方，这也正是莎剧《李尔王》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布鲁克读到考特的这篇文章后，在排演《李尔王》的时候，就把这一思想贯穿进去。一直到现在，布鲁克1960年代排演的《李尔王》仍然是世界演出史上的一个经典。

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

莎士比亚最有名的喜剧是《威尼斯商人》。这是一部有争议的戏，有人甚至说它丑化了犹太人。但这种解读就像把《哈姆雷特》译成《王子复仇记》一样，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威尼斯商人》并不是一部简单丑化犹太人的戏。历史上，犹太人备受基督徒迫害，常常流离失所。基督教规定借钱给人不可以收任何利息，所以基督徒都不放债；而犹太教徒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们可以放债从事金融活动。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夏洛克借了3000磅给一个商人，说这回我也不要利息，算破一次例，但要立字据，万一到时候不还钱，我就割你身上的一磅肉。商人说没问题，我有很多钱。但商人的财富都在海上；天有不测风云，到了该还款的时候，商人的船队都出了事回不来，商人就还不了钱。法律很严格，字据都明白地写着，在法庭上，夏洛克就要割商人的一磅肉。法官说，你是不是可怜他一下？夏洛克说，他们什么时候可怜过我啊？我为什么要可怜他们？这时候，波西娅女扮男装，以律师身份出现了——那个时代，社会还不允许女子当律师，所以她得女扮男装。波西娅对夏洛克说，你现在就给我割一磅肉，一点也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因为字据上只写了一磅肉，没有写一滴血，如果割了一磅肉再加一滴血，就是犯法，反过来要判你的罪。这样一来，夏洛克就赶快讨饶说不割了。最后的判决，是没收夏洛克的所有财产，并命令他从此皈依基督教。

前不久，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来华演出《威尼斯商人》，在戏中，夏洛克下场以后本来已经没有戏了，但他到了后台还是传出一声非常痛苦的嚎叫——要知道，让他改变信仰也许比杀了他还可怕。应当说，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绘了一个人们不喜欢的形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犹太人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同情。那个时代，英国的犹太人几乎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了，但莎士比亚认为，像原来的故事素材那样对待犹太人是不妥当的，他必须为这一弱势群体说话。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莎士比亚的绝大多数剧作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创，而是后来经过改编的，只是原作的水准跟莎士比亚改编的剧本不可相提并论，所以并没有人提出要为那些原作者打抱不平。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为夏洛克写下了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看看这段话，就能体会到他对犹太人是什么样的态度：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尖刺我们，我们不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挠我们的痒痒，我们不也会笑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也会死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难道我们不会复仇吗？

读到莎士比亚写下的这段话，特别在看到戏剧的结局后，我们应该是会大声叫好，并且对犹太人多一份同情之心的。

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黑将军，也有类似的苦恼。奥赛罗当上头领后，娶了美丽的白人妻子，但他还是孤独，感觉很不安全，最后也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莎士比亚把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给予他以同情，这在那个时代的白人剧作家中属于难能可贵的。因此，《威尼斯商人》虽然被称为喜剧，但同样会让人思考很多，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喜剧。

对莎士比亚，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是现在的女性主义者批评更多，在他们看来，莎剧中的绝大多数角色都是男性，女性角色非常少。《哈姆雷特》的几十个角色中，只有两个是女性，即妈妈葛楚和女朋友奥菲莉亚；在《麦克白》中，只有麦克白夫人和巫婆是女的，其他全是男性角色。所以，不少人认为莎士比亚“重男轻女”。即使这些批评意见正确，那也是历史的限制所造成的，莎士比亚本人是没法改变的。在那个时代，不允许女演员上台演戏，而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总是不容易演得特别好，因此，莎士比亚就干脆少写女性角色，只有在喜剧里，女性角色才相对多一点，而且，喜剧里的女性角色常常还要女扮男装，就像《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娅那样。本来是个男演员男扮女装，这个女角又要穿上男装，戏里再女扮男装，这样男孩子演起来可以省事一点。

在《第十二夜》里，女扮男装贯穿了全剧。其中的故事同中国的花木兰有点像：一个女孩子去闯天下，为安全起见穿上男装，给人当了跟班。男主人一点也没想到“男跟班”心里爱着他，派她去给公爵小姐送情书；送到那里，偏偏公爵小姐又一见钟情爱上了“男跟班”——莎士比亚的喜剧大多都有这一类的三角关系。跟他的悲剧相比，莎士比亚的喜剧大部分是轻松愉快的，多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误会，到最后误会解除，大家各得其所，三四对青年男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翩翩起舞。

四、莎士比亚属于全人类

莎士比亚的戏剧有高深的，也有通俗的，可谓雅俗共赏，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虽然他的剧团叫张伯伦爵士剧团，伊丽莎白女王也常来看戏，但他的戏并不把普通老百姓排除在外。不像中国古代，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老百姓是绝对混不进去的；莎士比亚的戏，普通老百姓和宫廷里的人都可以看。这一传统到了现在，在很多英语国家里更为发展了。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很多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些还成了长期的剧团。美国就有上百个莎剧节，最早出现在纽约，开始于1950年代的公园巡回免费演出，因为做得好，老百姓支持，政府也支持，在中央公园专门拨出了一块地。中央公园是纽约这座城市的“绿肺”，一百多年前就定下规矩绝对不可以再造房子，但在1960年代为莎剧节破了例，盖了一个永久性的剧场，虽然是露天，占地可不小，有两千多个座位，每年暑假都在免费演出莎剧。政府还给了一栋曾是公共图书馆的大楼，做成大小四个剧场，这样就可以常年在室内剧场演出。纽约莎剧节成了全美最有影响的非营利性剧院，又名“大众剧院”，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个百老汇剧场。他们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还搞过一个“莎士比亚马拉松”，六年里把全部莎剧演完，每年六出，每出戏至少有两个好莱坞一线明星出演。这些明星演莎剧，一星期只有几百美元车马费，但还是纷纷前来要角色。他们不想只是被人看成是电影明星，演过莎士比亚——特别是在这个剧院演过莎士比亚，就能成为公认的艺术家了。如此高水平的演出，只要是暑假在公园演出，一定免费，所以一票难求。我曾经在那里的草坪上排了整整半天的队。在中央公园草坪上排半天队，等待取票晚上看戏，已经成为纽约一景。除了纽约，美国其他城市也有各种层次的莎剧节。政府在设施上给一点帮助，经费主要来自私人捐助和基金会。老百姓把莎士比亚看作必不可少的文化修养，尽管莎剧的语言现在的英美人也不能完全听懂，很多人会在看戏前拿着剧本去，一边野餐，一边预习一下，然后再看戏。

讲到莎士比亚，最令人感慨的就是英美人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做法。莎士比亚在西方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真的可以跟《圣经》相提并论。而且他们并不仅仅是在讲坛上讲讲这位古人，而是让他活在舞台上，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莎剧的有利条件是，它们的内涵中本来就有强烈的现代性，情节、语言都不用怎么改动，就可以穿上现代服装来演，甚至还有穿未来服装的。我们自己的古籍能不能也这样活起来呢？这就要花更大得多的努力，要精心挑选、改编、重写，但未必不可能，这样，我们的古人地下有灵，相信也会乐观其成。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再多演些莎士比亚，而且让莎剧中的人物穿上中国服装来演，相信莎士比亚一定也会高兴的。

讲演者小传

孙惠柱

1951年生，1969年下乡，1977年上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在北美四所大学教授世界戏剧及编剧、表演、人类表演学十年，任博士生导师，并任导演，1999年回国，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副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戏剧院校亚太局主任；《戏剧艺术》主编，纽约《戏剧评论》特约编辑，英国《戏剧及表演研究》顾问编委。剧作有《中国梦》、《挂在墙上的老B》、《明日就要出山》、《神仙与好女人》、越剧《心比天高》等，曾在中、美、日、新加坡、挪威演出。近著有《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等；130余篇中英文论文发表于中、美、加、英、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