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一个作家的成长和一个文体的成熟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来，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到今天，报告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广泛的影响。作为一种记录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文体，这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每个阶段的社会热点，都会在报告文学中得到迅捷的文学化表现。在众多读者喜爱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何建明以其宏阔的“国家叙述”，笔触几乎涉及到了国家发展中的所有重要领域，诸如《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共和国告急》《中国农民世纪经典》《北京保卫战》《永远的红树林》《部长与国家》《为了弱者的尊严》《向生命致敬》《破天荒》……根据他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改编而成的24集电视连续剧，作为中宣部确定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艺巡演的首部电视作品，即将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他的作品社会影响深远，广为公众熟悉喜爱。改革开放30年，也是何建明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成长的30年，他的成长伴随着祖国的发展，也丰富和发展了报告文学这一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文体。

“国家叙述”展现共和国精彩跃动

刘 颋：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你从事报告文学创作30周年。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作为你这30年的创作方式的？从1978年创作第一篇报告文学《湘西探险记》至今，你的报告文学创作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何建明：我是1975年底离开家乡，到部队参军后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正式练着写报告文学是1978年开始的，那时我的部队在湘西，我是部队的新闻干事，又热爱文学。我最初写报告文学受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又是正好在部队为写一个先进科技工作者，觉得用新闻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表达，所以尝试着写一篇报告文学，于是就这样开始一写而不收，一直写了30年……主要原因还是我感觉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太伟大，有太多激动我的东西。后来随着时间的变迁，接触的面也多了，看到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因此就再也无法休战收笔。

报告文学作家是要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与自己的职业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平静和有安宁日子可过，我属于这样的人。

如果说一定要给自己的创作进行一个总结，那么我想自己应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练习和实践阶段，或者说是基本功实习和模仿阶段，像我的《腾飞吧，苍龙》《湘西探险记》《警卫领袖风云录》《神秘的禁区》《西行囚车》等，它们都是我在部队生活中所经历的人和事件的记叙，我认为基本上是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报告文学初级创作阶段。这部分作品，受到徐迟、黄钢等一批老报告文学作家的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影响，歌颂是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张扬真善美是作品的基本内容。

第二阶段，以《野性的黑潮》《共和国告急》《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为代表作，这一段时间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调，作品也是每一部几乎都能在社会上引起一阵阵不大不小的热闹。作为作者，那些日子里我接受了太多忽冷忽热——这冷有时如坠入冰河，这热又可能热得仿佛被人扔进了火炉烤似的。因为那时年轻气盛，喜欢接受这种刺激，似乎留在我创作的记忆中也是最多，而留给读者和社会的也可能是那些年的作品。它真诚、无私无畏，甚至显得单纯幼稚，但那是最宝贵和我满意的作品。

第三阶段是从《根本利益》开始，到后来的《国家行动》《大国的亮点》《永远的红树林》《北京保卫战》《部长与国家》《为了弱者的尊严》《中国农民世纪经典》，到最近写的《破天荒》《农民革命风暴》等，是我从青年期转型到中年后的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写作阶段，这时期的作品多数是如评论家说的具有“国家叙述”的特点，它们题材大、结构恢弘、叙议兼长。当然这期间我也写过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如《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峡江石头女》等诗意的散文体式的人物报告文学作品，它们是我尝试的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趋向的新类型报告文学，节奏快、趣味性强，又可以当作诗体和散文来阅读。我认为这类报告文学可能是未来这一文体发展的重要特征。

    刘 颋：你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所报告的事件人物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事件、人物或全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落泪是金》通过文学作品提出“弱势群体”概念，《中国高考报告》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批判中国教育的文学作品”，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创作于1995年，第一次把矿难作为报告对象,《根本利益》捧出了一个感动中国的执政为民的公仆梁雨润……可以说，你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下了共和国这30年发展的脚印。你的作品不仅是激情的文学读本，更是社会现场的深刻记录。是什么原因使你的创作每次都能准确捕捉到社会的精彩跃动？

　　何建明：不错，30年中我写了40多部作品，其中长篇就有近30部，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各个阶段的人物命运和国家命运的作品。我一直认为：既然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体的文学作品，它必须承担与新闻同等的历史和时代的纪录任务；同时它又是文学作品，因而应当是充满激情和思考，并且能够通过典型形象来为社会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报告文学同时又区别于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一闪而过，但文学作品必须保住它的永恒性和对读者记忆的“粘连性”——人们一说就可以想得起来的效果。报告文学作家作为历史和现实的文学记录者，它的聚焦点具有新闻同质的目标，然而它又是文学的聚焦，所以它的选择性和典型性远远超过新闻的深刻度。这既是文体本身的要求，同时又要求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写出深深打上历史烙印的文字，这种文学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历史性，更具有艺术的永恒感染力。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我要求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做到。至于怎样做到，就得练就一双过硬的能够穿透现实和事物表象的双眼，这眼睛里要有对国家和民族关爱的热忱与真诚，这眼睛里还要有深刻的独立思考的聚焦与筛滤的透视能力，这眼睛里更要有作为普通人的真切情怀。我是学哲学的，哲学告诉我如何去看待生活和社会本质与现象，而文学又教会我怎么去用激情与文字表达这种通过哲学眼光所观察到的时代与人物的本质与表象，正是在这种站在一定的高度去俯视这个社会和世界时，你就会变得左右逢源，挥洒自如，甚至有时常常被预期和设想好的一种效果获得引证而得意和满足——文学需要历史眼光，更需要对未来预知的判断能力，前者让人深刻，后者叫人佩服。文学作品是需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如果摸不准历史和现实的动脉，你的作品将永远不可能传世，更不用说去教化后代了。

报告文学作家的五种素质

刘 颋：你曾说过，“一部无名的作品等于没写，假如一部作品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作者可能受到的冲击和压力也是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刚才你也说，因为你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你曾经受了太多忽冷忽热，有时如坠入冰河，有时又热得仿佛被人扔进了火炉烤似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干预社会、干预现实最为直接的文学样式，怎样才能准确把握它与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何建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理论的专家们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报告文学更不例外，它的直接干预性比任何文学样式更强烈。但文学毕竟不是批判文章和表扬稿，它必须考虑它的特殊性和文学本身的艺术魅力，因而报告文学的干预现实，或者说成功的干预现实，不是看到什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端起报告文学这把机枪进行一梭子扫射就解决问题了。如果这样干脆就用央视的《焦点访谈》算了。报告文学对社会和现实的干预应当是理性的、思考的、负责的和文学意义的。

刘 颋：如何才能做到理性地、思考地、负责地和文学意义地书写社会现实？

何建明：所谓的理性，就是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待某一种问题。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复杂多元，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隐含了其它深刻的复杂背景，因此简单地通过看到或听到某一件事、某个行为来综述和批判整个社会与现实时，常常会把好的愿望扭曲了、弄偏了。因此报告文学要把握好自己的正确主张，一方面调查研究要仔细深入，另一方面又必须要从全局的角度去观察和看待事件本身及背后的一些本质性东西，这样才能说理有力、记录全面，作品也会更有艺术魅力。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必须具有五种素质：一是政治家的素质。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他必须考虑。二是思想家的素质。作家必须有独立的思辨能力、判断能力，有观察问题的深刻性，目光明敏且具穿透力。三是社会学家的素质。博览群书，学好学透所想表达的一件事情，并且把所有关联的知识能够解释得清楚、充满文学艺术的表述魅力，不说外行话，更不说假话和半假话，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和基本品质。四是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情怀。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即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明辨是非的憎恨观与人生价值。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这样才能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同事、爱自己的亲人。最后才是思考你如何当好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作家。

刘 颋：你提到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的五种素质不仅对报告文学作家，也是对所有作家的高标准要求。我很感兴趣的是你说的“不说外行话，更不说假话和半假话”，这和我们一直强调的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还不完全一样。当下对报告文学诟病最多的就是报告文学简单化为表扬稿和政绩宣传稿，客观地说，报告文学并不排斥对社会进步和先进人物的报告，在你的作品中，不乏批判立场的作品，也不乏正面肯定的作品。《永远的红树林》虽然不到两万字，却是不少研究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经典文本，梁言顺的低成本经济增长理论无疑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阐释，这个创作于2004年的文本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报告文学作家该如何把握好作品中的政治立场？

何建明：今天我们都在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时代主题。我高兴的是我应当算是第一个直接和涉及写科学发展观题材的作家。《永远的红树林》刊于2004年7月的《光明日报》，当时是应邀写的。它使我有幸比较早地了解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起因、本源和社会现实意义等。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政治的前瞻目光。当时，《光明日报》的领导针对社会上对科学发展的认识上的偏差，约我写一部能够用形象和理论阐述相结合的报告文学，他们选择用报告文学形式来表达这一政治企图，是看中了报告文学的特殊艺术感染力。这一任务对我来说很不一般，因为只有8天时间完成，一两个采访对象，枯燥的理论概念。但当我真正接触和了解科学发展观是个什么意思和它的社会现实意义时，我的创作情绪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这部作品不到两万字，但它阐述了当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主题，同时在当下报告文学冗长的风气盛行时，有了一个逆向创作意义。我是满意这部作品的，只是文学界对《永远的红树林》的关注和评论远不够。我所知道的是《永远的红树林》在理论界有人把它比作当年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影响力，因为它用形象的比喻，首次向人们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的理论如何出世的那一瞬间的光芒。

刘 颋：你对报告文学的理解是什么？

何建明：我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用文学艺术形式记叙的新闻报告，她或有深刻的思想性，或是直白的原生态式的记录性，但无论何种形态，它必须是文学的、现实的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可以称之为作品的东西。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多元性、快捷性，报告文学的作用也将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和接受。

刘 颋：在各种文学门类的作家创作中，报告文学创作的苦与累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报告文学作家拼到最后拼的是体力”的话。我也曾听说，2002年你写《国家行动》时，在一次半个多月艰苦的采访后，回家时家人都没有认出你来。除了你说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五个素质外，报告文学这一样式对报告文学作家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家可能是作家中最辛苦的一个分类。不想吃苦的人和不能吃大苦的人是干不了报告文学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兴“行走文学”。其实报告文学在我看来，是真正的“行走文学”。不行、不走的人，不可能成为报告文学作家，每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几乎都是作家们走出来的。我的《落泪是金》走了近一年，40多所大学走遍了，访问者达400多人。《中国高考报告》也同样。《共和国告急》不仅要走，而且走到了土匪窝，甚至他们拿着枪押着我走。今年上半年我为采访石油工业，走到了非洲的苏丹。当时接待我的人非常紧张，我说我要到达尔富尔地区去一趟，因为那里不是美国人总在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苏丹了，我得看一看达尔富尔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后来接待我的中石油海外分部的同志们给我租了一架直升机，我“行”到了达尔富尔，回来没几天，就听新闻里说一架乘坐着南部地区的国防部长的飞机出事了，走的正是我刚刚“行走”过的路线……这样的“行走”经历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太多太多。

这30年中，我出版的书现在可以排在书架上很有规模，但我的采访本要比出版的书多出几倍规模，而我写作中所看过的书和资料可以用卡车装……到各地采访所行走的路程有多少，我根本无法统计。我只记得写《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时，我曾三下三峡，走一次就是1000多公里。有一次一天换了五种交通工具，乘了21个小时的车船……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我这30年来，从来就不是一个专业作家，我的所有创作和采访基本上都是工作之余和间隙中完成的，这类“行走”之苦，只有我和我家人知道……但我无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到中国作家协会后，领导和同事们一直非常支持我，他们给予了我精神和时间上的大力支持。我非常感激他们成全了我的许多作品。

刘 颋：这种“行走”应该是个人性的，但当下有种趋势，即这种行走成为集体行动，你也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这种集体行动。你是如何保持你的行走和思想的独立性？

何建明：我举个例子：今年5月采访汶川大地震时，我们是作协组织的集体采访团，这种集体形式是必要的，否则你就根本不可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到达灾区。但我绝对不会受这种“大忽隆”的采访团限制，出发前，我已经在思考自己应该写些什么。到那儿后我基本上独立作战，即使在集体行动时，我的视点也与一般的作家不一样。刚去时前线都在关注如何救人，铺天盖地的这类新闻和作品，我觉得我不能写这类东西，于是我关注一些特殊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后来我连续推出了如《来自龙门山的报告》《撤离北川县城》等等，写的都是共产党人在特殊时刻的作用，很快被《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刊发，我笔下的人物基本上后来都被中央电视台重新复制成新闻了。另一个事例是同样写灾情，我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灾情中的生命。而写生命也有无数视点，比如马上要出版的我的《生命第一》一书中，我写地震是从灾情发生的第一个七天和七七四十九天及“百天忌日”这三个特殊时间里的我在灾区的所见所闻。中国人对死者的纪念情感一般都会在“头七”、“七七”和“百天忌日”、“周年”等这些时间里充分释放，我想写这场大灾难，得有独特性。看过这部作品的编辑和出版人都认为这是写汶川地震的无数作品中最有特殊意味的作品。这就是作家的行走的思想和感情的独立性吧。

报告文学发展：从静态到动态

刘 颋：作为上世纪初外来的一个新文体样式，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年里，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无论从文体、理论和作者队伍上，较之其本土化的前60来年都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对报告文学的多种探索实验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你创作的《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等诗意的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作品。从你个人的创作经历出发，你认为这30年报告文学这个文学门类具体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发展？

何建明：30年中，中国的变化巨大。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流变也是巨大的。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报告文学，无论是文本的形态上，还是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涉及面上，都与今天大不一样。这30年报告文学文体的最大变化，我认为是它的深刻度和涵盖度完全不同了。今天的报告文学是处在一种流变之中，它越来越没有格式化、固定化。它借用文学的各种文体艺术形式为自己的文本发展服务。简单地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报告文学基本上都是静态式的——有那么一件事、一个人物放在那里你去把它写出来就是。现在的报告文学多数是动态式的——这件事、这个社会形态甚至是某一个人物、人群还不知朝哪个方向发展时就得把它写出来，是动态式的，发展着的。信息量、多变性也很不一样。总体而言，报告文学文本的发展仍在变化和完善着。或好读、或深刻，是读者对它的基本要求。

刘 颋：比如你的《落泪是金》《根本利益》《中国高考报告》？

何建明：对，我的这几部作品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现在社会发展太快，靠过去的创作方式可能会丧失很多好的创作机会，这个时候报告文学作家不能不立即出击，否则机会再也不可能有了。而在这个时候作家的敏感、行动迅速和准确的判断与深刻的思考度都会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就得调动一切能量为作品服务。我常常为写一部作品，除大量采访外，还要看几倍于采访量的资料和图书，还要注意从大量的社会现象里提炼出一些相关的信息，最终下笔作出自己的客观叙述和提出自己的某些理性思考。这样的效果才能与公众所关心的问题融合在一起，产生共鸣。

刘 颋：是否可以这么理解，现在的报告文学无论捕捉报告对象还是作品推出的速度都比原来更为迅捷，因此也对报告文学作家的专业素养有着更高的要求？

何建明：没错。现在的时代节奏太快，又有电视这样的强势媒体挡在你的前面，报告文学作家如果再迟迟不出手、不行动，你就不可能写现实的瞬息而过的好题材。当然还有像王树增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可以静下心来去到几十年前的那些历史中寻找感觉。但我认为报告文学题材更多的应该关注现时所发生的事，这和其它文学种类有些不同。迅速出击，这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基本素质，这里面却包含了很多内容：你得是个热爱时代、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人，你得是个身体健康、思想活跃、视线敏感的人。

刘 颋：这30年中，先后涌现了徐迟、黄宗英、陈祖芬、鲁光、理由以及你、赵瑜、王宏甲、徐剑、李鸣生、杨黎光等几代受到读者欢迎的报告文学作家，近几届优秀报告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也在好读深刻上各有所长，然而新世纪初，关于报告文学文体死亡的论争曾一度成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对此你如何判断？出现“死亡论”的原因是什么？

何建明：报告文学不可能死亡。有人说它快死亡了，一是或者并不了解报告文学创作状态，二是或者觉得报告文学文本发展进步不快，失去了某种批判性、干预性。其实报告文学到今天这个时代后，确实从批判性和干预现实方面力度比过去差了不少，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这一文本需要宣告“死亡”的理由。今天的报告文学就我客观的认识认为：存在一些事实性的问题。一是多数标着“报告文学”的其实本身就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而是广告宣传品；二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作品又因为作家本身没有下功夫，或者根本就不想下功夫，所以批判性、干预性不够是必然；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容易惹官司和报告文学对生活与社会的干预没有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支持，也使得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渐渐丧失。再者，作家本身对社会的批判和干预的能力也有问题，社会越来越复杂，简单的批判和干预不足以解决什么要害问题或者根本就击不准要害而反而显得浅薄已经是多数作品本身的缺陷，它影响了报告文学的战斗力。但提出“死亡”的警示意义不可小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现在每年有许多极其优秀的报告文学，它们的社会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它文学样式，但由于我们的报告文学评论家太少，他们的声音几乎没有，所以也使本来朝气蓬勃的报告文学变成“死亡”状态。

刘 颋：那么，报告文学怎样才能在今天和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保持它的文体生命力？有论者认为，21世纪将是纪实文学的时代，报告文学作家如何才能让报告文学在这样的期待空间里得到更好的发展？

何建明：报告文学要保持永远的生命旺盛力，我想首先创作者必须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作力，要有对祖国和人民及时代的无限热爱之心。有了这样的热爱之心，你才有可能用诗人一样的激情去拥抱生活、透视社会、激情抒写现实与时代。确实应注意一个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看纪实作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我们应当借这样的国民阅读趋向努力写出更精彩的纪实类作品出来，同时报告文学应当在这其中积极发挥文本本身的艺术作用，不断促进和成熟、完善文本本身。相信在本世纪报告文学会有更大的空间。

刘 颋：当下报告文学写作有一个新倾向，就是对历史资源的重新挖掘。比如你刚说到的王树增的《长征》，还有丁一的《蓝衣社碎片》，你的《破天荒》写的也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在1978年决策的关于开放中国海上石油对外合作的整个过程，最近刚刚又推出的《农民革命风暴》，记述的是30多年前比安徽小岗村更早、更广泛、更深刻的农民分田到户的一场发生在浙江台州的农民革命风暴，这种创作倾向对于报告文学写作道路的拓展有何社会现实意义？

何建明：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报告文学无疑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文学样式之一。现在有一种创作趋势，就是对历史的回望式途述，写这类书的人也挺多，包括一些老革命同志、他们身边的人，甚至是亲属都拿起笔来回叙曾经的那些难忘经历，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组成部分。另外也就是一些有特殊经历、又有写作能力的人把自己有意思的生活和经历写成书，这类“百姓情怀”或生活类的纪实体作品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作为职业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这类作品和它的社会效应。文学创作是与一个时代的国民阅读趋向紧密相关的。我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今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特别推出了《破天荒》和《农民革命风暴》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涉及到30年前中国农村革命和中国如何打开国门这内外部两个方面的改革开放历程。老百姓对有些历史是不知道的，比如中国如何打开对外开放国门的全过程，以前没有写过，党史和社会发展史上也基本没有提及，其实这段历史惊心动魄而又极其精彩。像《农民革命风暴》，它的意义告诉我们：报告文学不仅具有记录历史的责任，同时更有发现历史的使命。后者将使报告文学成为社会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文学的创作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如果把笔端伸向历史的那些未发现上，它的意义将使文本价值获得巨大的提升。

刘 颋：对于今后的报告文学创作，你个人有什么考虑？你说你的文学写作仍在“青春狂躁”期，仍然处于一种文学奔跑状态，读者也尤其喜欢你晓畅抒情的语言和战士的激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日常行政事务的增多，你是否还会坚持现在的这种写作方式和风格？如何保持你的激情书写？

何建明：我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人。我认为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目前还不多。人们期待更多更好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写了30年，获的奖也较多，但我始终认为我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原因有二：一是总感觉以前的作品都是“赶”出来的，我非常羡慕有很多不受别人支配时间的专业作家。二是总感觉这个时代有太多好东西应该有人去写，而且只要认认真真地写，就可能是一部好作品、大作品。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全部爱好和激情皆因报告文学而产生。意思是说，我太爱报告文学，觉得这一文体特别适合我。因为它是现实的，必须真人真事，同时它又是文学的，可以无限地畅想和挥洒。它是浪漫的，可以在想像中寻找那种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太空世界。它是现实和浪漫的结合物，让我忽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忽而又像诗人一样任着自己的判断与意识去写那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人物。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的年龄而影响我的写作，我想再写30年。我想在我长眠的那一天，能如愿地伏在写报告文学的笔端上，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圆满人生……

　　30年来，我用劳动和心血建起了自己的报告文学长城；之后30年，我将继续用自己的劳动和成熟经验去建一座报告文学宫殿——为我的祖国和人民、为这个时代去建设这样的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