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的文学”和“向死的批评”

早就有批评家为当下中国文坛找到一种总病源，叫做“审美理想迷失”。但人们总是以为这个审美理想迷失，只是批评界用以给创作界诊病，而非批评界自身的病症，比如上个世纪末被确认的“失语”，及近期被指认的“失信”（它实际是“失语”的延续）等，则好像与审美理想迷失与否无关。其实不然，审美理想迷失是当下文学现场和批评现场的共病。也就是说，审美理想迷失也应该是说给批评界自身的，批评“失语”、“失信”的深层原因都是批评家主体审美理想的迷失。

审美理想是在准确把握审美文化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审美觉悟和智慧，是批评家必须完成的审美文化修养的主题目。审美理想不就是一种知识结构，它的真正核心应该是敬重和向往一切美好、伟大事物的厚宽情怀。在审美文化领域，它总是同时指向精神的和艺术的双重高度。文学创造者拒绝这种高度，容易滑入“消极写作”的泥潭；文学批评家拒绝这种高度，就要丧失对优秀文学的应然品性和境界的可靠想像力和判断力，而只剩下追新逐异的盲目话语冲动。

一位著名评论家，为了给遭遇严重接受危机的几部“名家”之作，寻找“肯定性价值或意义”，撰长文《向死而生的当代文学》（载《长城》2007年第6期）提出了“向死而生”和“向死的写”两个“创新”概念。“向死而生”指文学所处的一种绝境，并非文学可以“死里求生”，而是文学必死无疑。文学何故遇此绝境呢？这篇长文给出的理由是：“文学再也不能花样翻新”，已经“找不到表达的方式、表达的途径，文学在创新上已经无能为力”（在有的版本里，还列出一大串世界文学大师的姓名，说所有的文学形式、技巧都被他们用尽了）。其实，这是运用先锋文学理念臆造出来的伪问题，只要稍稍懂一点“文学不能没有形式，但文学并不就是形式”这样简单的文学道理，就不会因为所谓形式“再也不能花样翻新”而把文学推到“向死”的绝境。然而这位评论家却是坚毅地完成了他的论题的，他为如此绝境中的文学思考出来的“在不可能性的不可能中”的“文学在今天的创新”之路是：“向死的写”。

这种“向死的写”是已经有了“榜样”的。最先举出的“榜样”是被这位评论家用“乱七八糟”、“杂乱无序”、“甚至连职业研究者都无法卒读”给下了“定义”的《我的千岁寒》和《故乡面和花朵》。这是单说王朔的：“……但读到这本书还是大跌眼镜，不是说王朔太蹩脚，而是说王朔太高明。真是大手笔！真就是无畏之书！可以说这本书几乎弄得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除了王朔自己。”接着联系到刘震云：“就像多年前同样精明的刘震云，会花去六年功夫写下《故乡面和花朵》一样，那也是一次荒唐至极的行为。只有荒唐导致的虚无，才是写作的极致，才是绝对写作。”评论家对“向死的写”的归纳语言是：“向死的写”就是写“无畏之书”：“无畏之书就是‘无谓之书’，已经无畏了，无所畏惧了，写作已经变成绝对之事，要绝对地写，那么怎么写和写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写作还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心之所至，随心所欲了。”“不合章法”、“不合规矩”、“不合常理”、“不合目的”地写就是了。

应该说，这位评论家还算是有“眼力”的，因为他看到了一种一出生就死亡的文学。他把学界就“文学死亡”问题的空泛议论给补实了。学界的空泛议论只顾争辩“文学该死还是不该死”，并不具体指涉当下文学生存状态，所以，对什么是具体文学的“死”与“活”，一直语焉不详。给文学的“死”与“活”一个说法，其实一点也不难。文学的终端服务在社会阅读，如果不是社会人群需要文学阅读，文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文学“死”、“活”的答案也就在它的服务终端：被社会人群有效阅读的文学，就是活着的文学，而彻底不被社会人群阅读的文学（单有几位职业评论家读过，大约可以不必算数），就是死了的文学。有的文学一出生就是死了的，如果它压根就不曾遇到社会读者。有的文学虽然有机会遇到些许读者，却也是那种只具有“一次性阅读”价值的“读过就扔、就忘”的快餐文学，该算是“速死”的文学。我们这位评论家把《我的千岁寒》和《故乡面和花朵》作为“向死的写”的“榜样”之作标举出来，实际上是给两部名人之作做了“死亡鉴定”的；写得“乱七八糟”、“杂乱无序”、“弄得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连职业研究者都无法卒读”的文学不是“死亡文学”，还有什么是“死亡文学”？

有“眼力”却并不等于有智慧，这位评论家面对“死亡文学”，竟然兴奋得不能自已，洋洋洒洒、大言不惭地宣讲了一个天大的文学歪理：“向死的写”是他为绝境中的文学思考出来的“文学在今天的创新”之路！让人想起日本电影《追捕》里杜丘让朝仓和堂塔跳楼的一句台词：“朝仓和堂塔已经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多么蓝的天哪！”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位评论家并不只是唆使别人去死，他自己也是要跟着死去的。怂恿“文学死亡”的文学批评就是“向死的批评”，它既是“文学死亡”的唆使者，也是“文学死亡”的陪葬者。但是，我不愿意相信“向死的文学”和“向死的批评”没有回转过来的可能性。我愿意借用纪伯伦的那句“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忘了为何出发”来注解他们眼下的不着调。我们面前这位评论家就是因为忘记了文学审美到底应该是什么，才有了胡言乱语的本事的。如果他能够从对真正文学审美的严重“失忆”中苏醒过来，或许有可能变得有能力帮助与他一同背离了真正文学审美的小说家们，一起重获文学审美真智慧，懂得真正的文学审美在本质上是美好人性的互访，是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诗意想像，是理想新世界的激情眺望；懂得在文学艺术这里，一切艺术形式、技巧都是对人类情感的挖掘和表达，人类的精神和情感追求永远不会停息，借以寄托人类精神和情感的文学艺术，也绝不会整体“向死”。这也就等于劝戒“死”于不能在形式上“花样翻新”的文学家，赶紧回转身来搭救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让人类的丰富情感领引他们走出“向死而生”的文学虚妄绝境。

　　但是他们眼下还无力做这种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拒绝从人类全部审美经验中汲取智慧来营养自身的审美理想。“现实主义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提挈，那就会成为无原则、无目的的彻头彻尾的庸俗。那样，我们除了接受一切、认可一切、同化一切既成事实以外，将不会有任何积极情感。”（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第131页）文学批评也是此理。如果对文学不再像人们对奥运体育那样地怀有更高、更快、更强的梦想，不再有未来的维度，便意味着对现实和文学的挑剔和批判权利的丧失，没有了对文学提出“更完美些”的任何智慧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