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竞：“30后”洪子诚

洪子诚称自己为“30后”。“30后”中，杰出的知名学者有很多。但洪子诚很独特。读过当代文学的人，大多都读过洪子诚的书。在我周围，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56：百花时代》等书后，就报考了当代文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然后就走上了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道路。这些人可能开始没想到，当代文学研究这条路是何等地难走啊！因为当代文学值得让你潜心研究的有价值的作家和作品实在少。因此，在学术的背后有人说：“一流学者搞古代文学研究，二流学者搞现当代文学研究，三流学者搞比较文学研究，四流学者搞港台文学研究。”相信这是学者们的调侃。但也明显地看出学者们压力越来越大。 

　　洪子诚是位有性情的学者，他的学术文章大多都带有个人阅读的经验和情感在其中。在《问题与方法》书中还保留了不少他在课堂上对个人生活小事、爱好、性情的表白。面对当代文学批评界普遍责难的创作，他提出“研究者首先应该做的工作也许是反省自己的认识能力”。在洪子诚的著作和言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严于自省的品质。这在盛行以骂人为乐、以狂傲为荣的时代风气里，尤为可贵。当代文学是一门很容易陷入浮躁的学科，洪子诚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一种沉静的心态来从事这项工作，没有超常的定力是做不到的。 

　　洪子诚非常低调，甚至在众人前显得有些羞涩。他常说自己怕见陌生人，曾印过两次名片却发不出去，遇到非常困惑苦恼的事时就会说“先吃饭睡觉然后再说”，每每这时他的样子非常有趣。听他的学生们讲，他讲课讲了几十年了，上讲台还是有点紧张。听说有一年洪老师监考，看到有人打小抄偷偷地拿出纸条来看，被洪老师看到，他自己先脸红起来。洪老师每次参加学术会议，都要认真地准备发言稿，不然他就不参加。作为知名的北大教授，洪老师的认真很让我感动，他给编辑部投稿，总要几次地修改，就是发现有错字，他也要写信告之。有时还会在信中说：“给我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如果委托洪老师组稿，编辑部是最省心的，他会把一组文章都编辑好，并且把每个人联系方式很详细地写在后边。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老教授，还会做这么细致的工作。因为做得好，谢冕他们的好多事都要托洪老师来做。 

　　有意思的是，只要洪子诚与谢冕、孙绍振、孙玉石等几位在一起时，他们相互的调侃、相互揭老底、相互的嘲讽能让人笑破肚皮。在他们几位老同学中，洪老师在吃饭和穿衣服方面是最讲究的。他的衣服大多是那种看上去朴素内敛的麻质地的，他讲究舒适大方。同时，洪老师也是非常浪漫的，学生们背地说他很“小资”。就连在“文革”中拼批斗时，他还有那么浪漫的想象：“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 

　　洪老师的谦虚是出了名的，他虚心学习别人的东西。这在他那里，来得真实而朴素。前一阵我与洪子诚教授等一起去深圳的飞机上，我亲眼看到，洪子诚在读戴锦华的书，而且非常认真地在字里行间画上道道，还在旁边做了很多批注。我拿过洪老师的书看了看，他读得太认真了，被他画过的地方，的确十分精彩。于是我说，以后我只读洪老师画道道的文字！后来听谢冕说，他读了很多年轻人的书，包括他学生的书也认真地去读。 

　　最近，洪子诚又开始了他的“我的阅读史系列”研究，对戴锦华的阅读则是这样开始的：“第一次读戴锦华的文章，应该是在1979年，或1980年。那时候，她还在北大中文系78级。……但没有见过她的面……我是个不大合格的教师（属于上完课就走人的那种），对她也就没有丝毫印象。待到能把‘名’和‘实’连结起来，已经是十三四年之后了：她从电影学院回到北大。初次见面，惊讶于她有这么高，如此的口若悬河，天上地下无所不知，而且香烟一支接着一支……” 

　　相信这样的文学史谁都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