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见证——新时期文学30年回顾

当年，曾经如火如荼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动，距今已有30个年头。而至今人们为什么对她无法遗忘，尤其在30年之后甚至还更加怀念，人们正在用各种方式纪念30年前的这样一场文学运动，其中当然是大有深意的。历史往往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疼痛与伤痕——关于“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的意义，绝不只是简单地暴露和展览“伤痕”，也不只是为了对于刚刚过去的苦难的简单记忆。“伤痕文学”其实是为了更加清醒地让人们感受疼痛。而其更主要的指向则是进一步去查找疼痛的根源。如今看起来，“伤痕文学”的确没有达到多么令人惊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然而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却不啻一声响亮的晨钟，并因此成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起点。

“文革”10年，噩梦刚过，许多人一时还不能完全清醒。所以才有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而这样的一场启蒙运动，又正是以“伤痕文学”为其开端的。

“文革”中走过来的一代人，在那种长期的极其强势又极其单一的思想指向的笼罩之下，曾经形成了狂热的信仰和崇拜，十亿人民只能用一个脑袋进行思考，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只能接受一个人的“最高指示”。人们的自我意识尽失，人们在精神上全都成了“套中人”。当时的那种“极左”化和“独尊”式的专制思想统治，加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强大专政工具，使得人们在精神上只能极度压抑。“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人们在政治上的枷锁被解除了，而随着思想上的初步开放，人们在心灵上的创伤也就更加清晰。“伤痕文学”的出现，就正好成了全民族的一种特定时期的心灵表达。

“文革”10年的灾难，精神领域极度封闭，造成国民的麻木。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被严重戕害，却又在盲目崇拜的状态下近乎愚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伤痕文学”的一大批文学作品集中揭示伤痕，实际上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清醒地感受疼痛，从而能够进一步在疼痛中彻底醒悟。对于我们这一代刚刚从噩梦中走出来的年轻人来说，读了当时的这些小说之后，从《伤痕》中的那个不仅和母亲在政治上而且在生活上都绝对划清界限，因而十几年骨肉分离的王晓华身上；从《枫》中的一对男女中学生为了捍卫“革命路线”，而不惜献出生命、青春和爱情的悲剧故事当中；尤其是从《班主任》中的那个只相信印在报纸上的铅字的谢惠敏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也都能够照见自己的灵魂。对于唤醒思想上的愚昧，对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启蒙，的确如黄钟大吕。

到如今已经30年过去，这样的作品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作品对于他们还有没有意义？更进一步说，这样的作品还会不会像那些传统经典一样永远流传下去呢？也许有许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较缺乏艺术欣赏价值，但是，我只想用一个我国最传统的俗语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伤痕文学”作为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中国的一段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现代的年轻人只有通过这些作品才能感受到“文革”带给人们的刻骨的疼痛。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所造成的扭曲的人格不只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疼痛，而是整个中华文明史的疼痛。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只有永远牢记那份伤痕带来的疼痛，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前面的路。

　　事隔30年谈论我们曾经的那个时代特定的产物，其实我们还应该想到的是，50年以后，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些作品，100年以后呢？

变革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关于“反思文学”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10年动乱，给我们整个民族曾经带来了无法抹去的伤痕和疼痛，由此诞生了那一时间的凄凄惨惨的“伤痕文学”，其中那些充满着疼痛和屈辱的文字，承载了那段人们永远不愿再重演的历史。然而，任何历史的发生，都必定有其历史的根源。尤其是那些产生了重大历史变故和变革的时代和阶段，更不可能是无根之木。所以，当人们痛定思痛，又很快觉悟到这灾难背后实在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的原因。“反思文学”就正是对于“伤痕文学”的一种历史眼光的延伸，以其更加深入和理性，作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向着历史的更为纵深的地带掘进。“反思文学”那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大胆的批判勇气，使得人们能够在思想上真正挺立起来，从而居高临下地重新审视那段曾经被神化的历史。

“反思文学”在思想性上超越于“伤痕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力图为我们的民族当年所承担的那些巨大的伤痛寻找到更为真实和直接的历史的原因，并对历史的曲折往复进行反顾思考和重新评判。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将目光直接对准1958年，讲述了当上县委书记的老甘，忘了在战争年代支援革命的老百姓，大跃进时头脑发胀瞎折腾，对老党员和生死之交老寿的批评充耳不闻，还用处分的名义加以压制。在梦幻中，爆发了一场反侵略战争，老甘被乡亲们抛弃了。就是这样一个“剪辑错了的故事”，通过不同历史时段的巧妙对接，对完全违背历史规律的大跃进及当时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古华的《芙蓉镇》则通过对青年妇女胡玉英一生坎坷经历的描述，写出了芙蓉镇人际之间的瓜葛和沉浮枯荣，小说对于“文革”的细致描写反映了小说政治反思的风格，而事件虽然仅限于芙蓉镇，却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是对整个社会事件的深刻反思。尤其是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的《记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则更进一步把历史的眼光延伸到战争年代，从而更深入地梳理出当年反右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政治运动最深远的历史性脉络。这些小说都使得我们这些并未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代人更形象地感受了那样一段荒谬的历史。

　　历史总是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然而，历史却从不可能是完全按照既定程序和规则毫无偏差地直线型发展和前进的。历史的道路上会有许多曲折和坎坷，历史的天空中会常常有乌云和迷雾。而为了能够让历史少走弯路，能够让后来的历史中人能够更少地经历磨难，对于过往历史的经验总结，对于错误历史的批判反思，就是必不可少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反思文学”不仅成为当时历史转折的一个思想基点，而且为后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照。

文学，要不要轰动——关于“改革文学”

当年，“改革文学”的轰动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那应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轰动。而且，文学轰动的概念也正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那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有的企业甚至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标语：“欢迎乔厂长到我们厂来上任！”而长篇小说《新星》改编成电视剧之后，更是家喻户晓。其中的李向南、顾荣等人物，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我们对中国的那段曲折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之后，当然不能为反思而反思，更不能为批判而批判。归根结底还是要让此后的历史走得稳健健康，或者起码是少走些弯路。那么，我们的历史究竟如何更好地走下去呢？这几乎是在“反思文学”阶段就遇到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时候我国刚刚走出“文革”的噩梦，到处都是《乔厂长上任记》中所写的那样：“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简直走到了一个瓶颈。毫无疑问，人们认识过去的历史甚至是挑剔过去历史的错误都很容易，而开辟全新的历史尤其是要在一个历史的烂摊子上重新建设新的历史却显然是极其艰难的。“改革文学”就是用形象具体的艺术手段，描绘出当时整个社会必须实践的改革蓝图。并用乔光朴、李向南这些无所畏惧、大刀阔斧、敢说敢做的充满改革精神的人物形象为当时的改革进程树立了典范。

正是由于“改革文学”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赢得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关注，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学的轰动。

　　文学为什么不能轰动？难道只能由那些“快男超女”们轰动，只能由那些“XX哥哥”以及“XX姐姐”们轰动，或者只由那些“纸箱包子”的假新闻轰动，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却再也轰动不起来了吗？文学只能是边缘的，或者说，我们当今的社会真的是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不需要文学的轰动了吗？回答无疑是否定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物质世界的无限丰裕让我们惯于追逐快餐文化，在短时间的精神麻醉中放逐自己，殊不知，娱乐狂欢之后只能更加空虚和落寞。喧嚣的现在比沉重的过去更需要负载责任感的文学，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该用一种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能够赋予这种眼光，只能是作家。我们的作家有没有为社会承担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没有发现社会深层次问题的眼光，有没有高瞻远瞩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有没有对于以上这各个方面进行艺术表现的能力。当今的文学，需要找到自己的轰动点。

“朦胧诗”其实不朦胧 ——关于新时期的“朦胧诗”

如今再细品当年的“朦胧诗”，其实在艺术上特别精致和高妙的并不很多。然而，它却真正激动和影响了当时的整整一代人。上世纪80年代这一代人的重要特点是，刚刚摆脱了现代迷信对灵魂的戕害和愚弄，却又在精神上突然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所谓梦醒之后，又找不到出路和位置。“朦胧诗”的“朦胧”也好，清醒也好，其实都是这一代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写照。而无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恰恰是在“朦胧诗”中了悟到自己的现实处境，甚至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家园。

严格地说，“朦胧诗”其实原本就算不上什么太过朦胧。就我本人的实际阅读体验而言，我从一开始就没感到有什么读不懂之处。而且其大部分作品的主题和意义还都是相当清晰和明确的。之所以称之为“朦胧诗”，主要是由于多年来人们曾经习惯了那些一清如水的政治口号诗，而“朦胧诗”则公开表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这就显然与那些一向认为“诗只能写大‘我’，必须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发生了强烈冲突。所以当时的“朦胧诗”的称谓是被当作贬义词甚至是反面概念而用的。然而对于这些“朦胧诗”的作者们来说，虽然初步意识到了内心世界的广袤浩淼、神秘莫测，力图挖掘内心中的隐秘体验与感受，但是，毕竟是刚刚走出精神藩篱的一代年轻人，灵魂深处依然残存着多年形成的精神印记。所以“朦胧诗”的许多作品看上去比再早的那些口号诗“朦胧”多了，其实有多少是真正让人读起来一头雾水，甚至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呢？因而我认为，“朦胧诗”只能说是思想解放阶段上诗人们向灵魂深处突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当然，“朦胧诗”也确有一些内涵多义而显得“朦胧”模糊之作，甚至也有一些完全属于唯美之作。而这恰恰是在一个重要的审美方向上开辟了一种艺术发展的向度。作为向新的更高审美境界提升的开端，“朦胧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人的精神一旦得到了彻底解放，艺术的发展也才能真正走上符合艺术规律的轨道。你可以认为“朦胧诗”也好，“后朦胧诗”也好，在诗的创造上并没有登峰造极，而且几乎有些匆匆收场、昙花一现，但是，他们为此后诗歌艺术开辟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只有通过他们那样的最彻底的毁坏，完全崭新的艺术观念才能真正确立，完全自由的创造精神才能彻底释放，真正的诗的艺术才能实实在在地走向“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