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研究：敢问路在何方？

如果以《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礼拜六的蝴蝶梦》《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等为发轫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可以称之为“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是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此基础上范伯群先生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可以看做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那么，之后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应该向哪里走，到底还可以走多远，成为大家一再质疑的问题。就在此时，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撰写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跃入了当下研究者的视野。

翻开目录，该书两大特色一目了然：一是作者的问题意识。该书的所有章节，都是按照问题铺陈开来。乍看似无章可循，但沿着目录延伸到内容，你会发现，它其实探讨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近百年间通俗文学遭遇的很多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无论在通俗文学发生的当时，还是在后来的研究者中间，都饱受争议，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鸳鸯蝴蝶派”的定性问题，通俗小说三大流派：苏沪派、京津派和台港派，祥林嫂形象的演变，通俗文学对边缘人物的描写，大众传媒对通俗小说繁荣的重要贡献，通俗小说期刊的两大特色，40年代通俗文学中的三大作家群，侦探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义，武侠小说的中国特色并由此而引发的对金庸热、古龙热现象的原因探讨，科幻小说何以在中国不能扎根，张恨水在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价值，张爱玲与琼瑶对爱情的反差式阐释，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与失误……其实，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围绕着通俗文学入史必须解决的三方面问题提出的：1.假如通俗文学入史，文学现象会有什么发现，文学史该有怎样的变化？2.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究竟有多少文类，各文类各有怎样的特征？3.既有的批评视角有哪些问题?顺着这条思路整理，该书的价值便一目了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所讨论问题的思考方式既超越雅俗，又统领雅俗，在文本创作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境遇中思考它存在和繁荣的合理性及两种文学样态间、读者和作者间、媒体和文本间的此消彼长、互相纠缠、互相依赖；二是论从史出，对所有问题的论证，全部都是作者在尘封的史料中翻检出来的答案，大量资料都是一手资料，首次亮相。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些资料是作者从1985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走遍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大连图书馆才完成的一项基础工程，“拼命抄写”，“大概抄了十本笔记本的资料”。所以，无论是史料、选题，还是思维方式，都会令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受益匪浅。

　　该书的另一大特色即口语化写作。语言是思想的形式，思想的洞察力和穿透力的表达，不在于语言的华贵与生涩，而在于思想本身的“真”。很多年来，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对于学术写作，我们似乎丧失了一种能力，一种让别人甚至同专业研究者明了自己学术思想的能力。大量翻译的西方的学术语言充斥到我们的学术写作中，假若你的学术论文中没有所谓“严谨”的生涩的“学术性”语言和西方学者的“点睛”之语，就会显得浅薄。很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青年最不要怕夸夸其谈的学者。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浅就浅吧，毕竟浅得坦白——倘是烂泥潭，谁知道它有多深呢？西方学术理论著作在翻译过程中经过译者的“归化”与“异化”，很多语言都成为一种符号，再经过理论研究者的一再阐释，不知道有多少真相和本义能够呈示在我们面前。为此，鲁迅和梁实秋以及林语堂之间那场著名的关于翻译的论战，早已提供了历史的明证。而当下，由于这种“深刻”思想作祟，我们已经在无形中陷入了西方话语系统之中，并一再受到强化，这不能不让人警惕。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系统能不能写出厚重的学术理论著作？就如同用通俗的语言能不能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否则朱光潜、陈寅恪、王国维何以不朽？中国新文学著名的白话文运动，将文学从文言中解救出来，却陷入了欧化的“文言”之中与大众隔膜，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历史的经验。初接触此书时，笔者还感觉惋惜，因为理论著作如果以口语形式呈现出来，难免会给人以书中尖锐的问题意识和作者辛苦的一手资料被湮没之感。后来明白，这恰恰是作者用心良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