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我的阅读野史与治学归宿

汇集陈晓明近20年代表文章的《审美的激变》一书，将于2009年在作家出版社推出。回望走过的学术道路，陈晓明心生感慨，特为本报撰文，谈及其阅读历程和由此而生的治学归宿。

“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 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注脚。”

　　现在是图像统治的时代，看看青少年在网上网下读图，影像、声像、动漫、声光电……再在耳朵上别个MP3，这几乎就是文化的全部内容了。大家都知道这并非好兆头，但谁都无能无力。这是与第三次产业革命——电子工业时代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传播方式，谁能抵抗这样的时代潮流？想想还是在战后的50年代，已经落寞的海德格尔那么严厉批判科学技术，谁能解其中深意呢？现在就是解了，又有什么用呢？惟一对电子工业略微保持一点距离的人，会对阅读表示一种留念。一说阅读，我们那个时代的贫乏的阅读，那么可笑，又那么珍贵。

　　我早年喜好理论，“早年”到什么地步？说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最早接触的理论书籍居然是《反杜林论》，那年我11岁。我从10岁跟随父母下放到非常偏避的山区，那里缺乏教育。马列著作是我父亲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那时我捧着这本书，爱不释手。书名是在多年后才搞明白，一直不知道杜林是一个人名。以为“反杜林”是某件事情、某种行为。但那时，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那本书是白色的封面，印上红字，还有红的细边框。怎么看，都觉得那里面有太多的奥秘。那时父亲的桌上还有发下来的列宁的一大堆读物，但都不如《反杜林论》那样吸引我。我读了第一页，什么也没有读懂，很长时间就是读那第一页。后来还读《哥达纲领批判》，也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什么也没有读懂。我12岁就会砍柴劈柴，会破篾。因为点煤油太奢侈，就点燃篾片照明，破篾很挑战技巧的，但并没有难倒我，我那时就有比较强的劳动自信。不过每次看到《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就很沮丧，觉得自己要进入这个世界还有一定差距，也可能决心在那时就下了。

　　那个年代，我身处偏僻山区，那里连电灯都没有，更不用说图书。回想起来，阅读报纸是我的小学时期的最大的收获，那时读《参考消息》是我最大的快乐。我从11岁开始读参考消息，那上面的所有文章，我都从头读到尾。读了好多年，大约从11岁一直读到17岁我去插队当知青。父亲作为下放干部，能享受阅读《参考消息》的待遇，那时就足以构成我崇拜父亲的全部理由，这真的帮了我的忙。实际上，我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不完整，如果要论我的启蒙老师，《参考消息》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后来问我的硕士生导师李联明教授，什么书对他影响最大，他说《参考消息》，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我也是读《参考消息》起家的。就冲这一点，他以为孺子可教。《参考消息》如同一个巨大的可视的窗口，确实让我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存在。

　　当然，我们那时没有数理化的困扰，复课闹革命也主要是学工学农。这使我们有时间去读文学名著。说起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再到拜伦，文学名著在17岁以前读了不少。那些现在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差不多都在那时解决了。但中国古典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东周列国传》；“红色经典”中我最喜欢的是《小城春秋》；外国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傲慢与偏见》。

　　后来读中文系，最早读的理论书是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记忆中是绿皮的，我读了一个学期，几乎是一页一页地抄，带着狂喜。后来我对中国文艺理论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表示了强烈的批判，并不是无中生有，我就曾深深浸淫在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中。当然，另一方面，别车杜一度是我的偶像，几乎是伟大的导师。俄罗斯文学也是我的酷爱，那是一种非常深广的文学。我说“前苏联”，那是一定要与俄罗斯文化作出区分的学说。直到袁可嘉编的那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出现，我的视野才被另一个世界蛊惑。当时还有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那上面的理论实在令人惊喜。那时候选择读研究生，如果不让我读理论，那等于杀了我。

　　后来，也就是在1980年，有幸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无意中发现图书馆里有一套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几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这里有一片巨大的知识海洋，让我激动不已。说真的，那时的感受就像后来所读到的武侠小说里说的一样，在山洞里捡到一本破旧的剑谱，当下就会想到，对着这剑谱练，或就能成就一身功夫。那时我就那样，啃这套书，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实际上，如有闲谈，超过五分钟我就着急了。现在如有人和我打电话，如果不是谈正事，闲扯超过五分钟，那也是对我的忍耐性的折磨。不因别的，早年落下的毛病。

　　实际上，我书读得很杂、很野，也很粗。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因为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未知在等着我，那时就知道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读得较细的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那是我钟爱的一本书，连他的生平事迹都让我钦佩不已。这个人年轻时特别保守平和，据传记作家说，罗素在55岁后变得有些激烈了，80岁还和他的女秘书结婚，88岁还在伦敦大街上静坐，活了98岁（1872－1970）。那时觉得西方的知识分子真是一种“传奇”啊！现在的人肯定不以为然。

　　这就是80年代，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知识追求。西学构成了我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基础。我读的是中文系，但花了更多的时间读哲学。虽然与我的理论趣味相关，但现在的中文系学生肯定不能这么读书，他们被学分和考试搞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制颇为不满，更对中文系学科划分如此严密觉得奇怪。这就是何以我后来又做当代（文学），把当代做得像理论，把理论做得像当代的原因，或者二方面都不伦不类。早年喜好哲学和理论时，觉得做当代文学或说文学评论实乃雕虫小技，那时有朋友劝我做当代评论，但我不为所动，看着那些做当代的人早早成了名，很不以为然，那不就是浪得虚名吗？当代的那些作家，哪有哲学史上那些思想家有质量？但后来做了当代，开始不过是抱着玩票的心态，但一做就收不了手，这就陷进去了……我也就这样搞起了当代，不知是不是变成自己的专业。岁月如流，一晃就是20多年，转眼就50岁，所谓知天命，就是该死心了。

　　其实做起了当代文学，我才觉得当代里面有着同样丰富生动的世界，反过来我又觉今是而昨非。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注脚。我本人觉得把当代与理论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是在做第三者，有一种无责任、且又不被束缚的自由。

　　这就是我在学理上的初衷了。现在想想，我在80年代写的文章，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破”。实际上，我正面去批判人的文章并不多，我觉得个人的拙劣都不值得批驳，而强大的历史压制，强大的理论僵化体系那才是需要“破”的东西。因此，我在80年代就着手“立”，都说“破”，“立”也就在其中。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有“立”，才是真正的破。看看我在80年代初期写的文章，诸如《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80年代后期的那些理论批评，总有“立”在其中。只有“立”起来了，就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是一种有效超越，让要破的对象变成陈旧的过去，这就是有效的破。我以为小打小闹的揪辫子，打棍子，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没有立在其中。有“立”的蓝图，那些陈旧的东西必然消失。

　　我们当年阅读西方的书，其实是想找思想和方法；现在读西方的书，则只是找些知识材料。我们那时读到兴处，那是眼前的豁亮，所谓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尽管我们那时读西学不时遭遇到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的质疑；现在则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合法性问题。阅读在中国还总是遭遇到“身份政治正确”的困扰，如果写成文章，这样的困扰更甚。只是我们这些从煤油灯下开始读书的人，从《反杜林论》读起来的人，从一张报纸开始读的人，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只有阅读，阅读本身就构成了阅读全部的合法性，有阅读，就有快乐，就是至福。